﹝68﹞在制宪会议上，当论及国会两院议员的任职资格时，有人提议要将非本生公民排除出去，有人则主张针对外国移民的入籍时间设立门槛。
[5]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作者认为，这两种方法在方法论上确实无法摆脱主义的痕迹，但是，确实给宪法学理论研究带来一定的系统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事实，也是根本的宪法原则。如果从狭义的修宪意义上来看，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可不改和有争议的问题不改的修宪观可以从政治宪法学的话语获得比较好的解释，[18]而从规范宪法学的立场出发，这样的修宪观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谁来判定需要修改、可不改的标准是什么等逻辑难题的困扰。如果沿袭政治宪法学的思考方法来考虑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的话，首先从修宪程序上，毫无例外地可以肯定，修改宪法的建议必须由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出后，整个修宪的构想和程序才能真正启动，如果离开了这一政治决断的过程，一是修宪的杠杆根本无法启动，二是即便是其他程序启动了修宪程序，也应当判定为缺少政治合法性。时在香港的我国学者林来梵教授在内地出版《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一书，[7]严肃批评中国宪法学研究将事实、价值粗糊般地搅在一起而不自觉，将社会科学的宪法学推至无以复加的程度，[8]并提出价值事实二元论的规范研究方法，倡导返回规范、围绕规范形成思想[9]的规范宪法学。宪法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自然会有自己的独特的问题领域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
这就意味着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担负了宪法变动的不同功能。政治宪法学是无条件地将政治现实和现行宪法生存的客观环境拉进来，归纳出的强力命题很难让对手在学术上给予有力地反击规范宪法学着重借力外援，在让生长在本土文化中的学术霸主们自感知识贫乏之外，面对一堆堆现实的宪法问题，似乎仍旧无从下手。近十多年来，在西方古希腊史学界中，有不少学者否认第三阶层政治权利的增加与重甲步兵的身份有直接联系，主要论证是：其一，没有考古文献指明两者的关系。
就目前反对宪政的文章来看，拒绝西式宪政的左派阵营的主要论证，不外两点：一是以权力和利益之争为动力的西方宪政存有内在的缺陷。1909年3月，溥仪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并责命各省于当年内成立咨议局，开启了中国的宪政历史。原因之一就是：春秋争霸的各个诸侯国，政治体制犹如西周，是一个个血缘性的金字塔，各国君主和僭越的世卿就是这些金字塔的塔尖（宗主和共主）。选举前，梁启超修改国会组织法，把原国民党人尽数排斥在选举资格之外。
与咨议局选举时隔仅仅三年，中国的议会选举，俨然形成了两大政治派别竞争的格局。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党人以依靠绿林会党为主导方针，多次发动起义，统统是即起即败，不但丧失了大量党人骨干，党心涣散，而且招致立宪派一片嘲讽和蔑视。
纵观1948年之前的这四次议会选举背景：第一次迫于欧美、日本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和中国精英阶层的宪政共识。政党在议会中的实力以议会中的席位为恒量，议会席位的分配由选民的多寡为基础。看看近年来美国在异国制造宪政的记录：加沙选举、重建伊拉克和阿富汗、埃及宪政，实在有不记前车之鉴之嫌。但是，从中西方的历史事实来看，一个由血缘不同的社会集团组合的共同体，可以有两种形式。
因此，选民是议会政党政治实力的社会基础。从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阶层的角度来看，议会机制的存在与否，同样影响了中西方贵族的社会意识和行为模式。张圆朋先生谈起国民党的这段宪政操作，有一句评语：蒋介石不在1927 至 1937 年间国民党统治的黄金时期结束训政，而是在强弩之末的1947年底选举议会，失去了大好时机。2013年9月25日于奥地利寒舍 作者：张刚，居住于奥地利，研究方向：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 来源: 共识网 进入专题： 宪政 。
这个议会的名称为Thing，很有可能源于德语的Ding。无论李将军如何雄才大略，这位新加冕的代总统是指挥不动蒋介石的军队的。
应邀参选的两个党派-青年党和民社党，撇开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不说，形同清谈俱乐部，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和政治制约实力可言。与第一届共和国国会和福安国会选举尚有党派之争相比，1947年国民党主持的国会代表选举，甚至连宪政的表面都无从谈起。
这种全民议会，同样普遍存在于欧洲大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失去希望和耐心，有意以李宗仁换马，取而代之。另一种社会，以不同社会集团协商来定义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秩序。在另一方面，倡导宪政的右派精英阵营，其所运用的理论，基本上属于对西方宪政的模仿，不但无法矫正西式宪制固有缺陷，更是提不出在中国具有可行性的权力制约模式。另一方面，立宪派也联合在一起，组成进步党，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以原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主导。春秋战国的战争，则以争霸和兼并为主要特征。
其三，为争夺议会席位，宋教仁摒弃平均地权的主张。以协商方式解决争端，由于各方的社会实力（军力、财力和人数等）不尽相同，参与协商者必须有一个平等的基础。
荷马的史诗形成于古希腊所谓的黑暗时期。武昌首义，由新军发动。
辛亥革命前，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以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宪制为中心论题，立宪派和革命派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罗马王国的起始，也是双国王制。
一般认为，雅典第三阶层是重甲步兵的主力，因而在索伦和克里斯特尼的制宪改革中接连获得政治权利的改善。在中国精英阶层中，形成了一个共识：日本之胜，胜在明治维新的政体改革，胜在君主制宪。至于国民党的选民基础，由于缺乏文献资料，无法做出明确的结论。与此相应，则是这种协商共处的意识和行为模式的缺失。
一个以强大的社会实力为后盾的议会政党，任何一种军事力量都不可能在其面前肆无忌惮，恣意妄行。以理相推，不同社会集团之所以能够协商共存，首先在于各个集团拥有相当的实力可以相互制约。
1906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文章，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革命。即使不隶属任何政治团体的竞选人士，亦非主张共和的革命派。
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议会参与权从由贵族垄断，逐渐演变为雅典全体男性成年公民拥有平等的议会权利。这一点，从《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的和重庆市民对薄熙来执政的反应，即可见一斑。
段、梁拒绝恢复第一届国会，于民国七年（1918年）重新国会选举，史称福安国会。在一个没有权力制约机制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艰苦的社会劳动，需要像当年的共产党人那样，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穷乡僻壤里，从减租减息、甚至从禁烟开始的那种脚踏实地的社会劳动。与雅典的贵族家族之争相似，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国君和世卿们，为了在争霸兼并战争和世卿之间的权力倾轧中取胜，无不争相取悦国人。这样的过程和结局，议会的历史性和文化性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关键的机制性因素。
禹王与诸侯之间的上下主次关系，明确无疑。1929年国民党建都南京，完成军政使命。
自此，中国社会结构的上上下下，从社会的政治和区域结构、阶层划分至家庭运作，均以血缘为框架，血缘社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然而，各国君卿所能给予民众的则是：废除土地宗族公社所有的井田制，将田地永久性地授予民众，所谓赏以悦众 即是。
对这四次选举的党派格局作一个分析，有助于理解中国宪政自今仍然缺失的原因。公元五世纪末，罗马人撤出英格兰，整个英格兰地区陷入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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