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移工來台灣，要支付台幣6萬8千元的仲介費，對Risca家庭而言是無法想像的數目。
在爭議延燒下，范盈多年前的直播影片也被翻出來，當時她譏諷義務消防員，她說：「所以你看那些義務消防員、義務治安隊…那種去拯救別人的，他們社會地位都比較低，比較不受人家尊敬，因此就需要榮譽和英雄感。外送員父親被不耐煩的客人不斷催促，在將餐點送到客人手上之後，客人更將餐點中的熱湯丟向他，說：「送個餐也那麼久，下次也不用送了。
也有一些網民在臉書群組號召民眾發動「討一個說法」行動，計畫到范盈家圍堵對方逼她道歉，但隨後發起人認為這是流氓行為，改為要求臉書上道歉即可。根據《東方日報》的記者會影片，她聲稱自己來自於貧困家庭，沒有瞧不起任何職業。范盈在11月8日的直播中調侃外送員只能與窮人打交道，以輕蔑的語氣嘲諷，甚至模仿外送員送餐時遲到而被責備的樣子。11日，范盈召開記者會鄭重宣布將辭去所有社團和企業的職位。范盈宣布她將離開臉書一段時間來沉澱及檢討自己的行為。
此外，范盈在8日的直播影片中，也嘲諷新加坡知名網紅王雷，當事人王雷也開直播回嗆：「你們覺得賣魚很丟臉嗎？駕Grab（召車）很漏氣嗎？」王雷為所有召車外送人員平反，因疫情期間最辛苦的是他們。View this post on Instagram A post shared by Esther Erin ✞ (@esthererin) 外送員工作屢屢發生狀況，凸顯出馬來西亞在政策上並沒有保護他們的相關法規。這還不是最大的問題，問題在於，這些女性不管在地獄裡或劫後餘生中，都在努力否定自己的存在。
……當過慰安婦的女人一個接一個的跟著她的腳步，出來作證，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 上面這段描述，可說是慰安婦運動史上最重要的一刻。文：陳佩甄（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推薦文】以我為器，銘刻他人的記憶：《最後一個人》的歷史修復之術 二戰之後不久，法蘭克福學派文化與社會評論者阿多諾（Theodore Adorno）於一九四九年寫下他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話：「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揣想，是否是同樣一種希望，讓她們得以在沉重的歷史重壓下繼續呼吸，在孤絕的黑暗裡睜大眼睛。她既不思考也不講話，最終忘記了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
但金息描繪的這些女性，都是還沒能受教育就被拋進地獄的十三、四歲少女。無能言說之痛 在納粹暴行的創傷敘事與歷史記述中，現身言說的有不少是猶太知識分子。
這些少女們在戰後大多流離失所，奪不回自己的名字、無家可歸、亦無法發聲，集體沉默度日超過半世紀，直到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以此再回頭檢視小說原文書名「一個人」中的「一」，雖然發揮了單一也是全部的象徵功能，但如何不落入「同一化」、「總體化」歷史經驗的窠臼？不讓不同的受害經驗、人生價值被單一內涵壟斷？正是這本小說最深刻之處。但朴裕河無法撼動受害者敘事中所需的完美形象，這個完美形象就體現在二○一一年設立的「少女像」中：那是一個清純無暇、臉上有著堅毅表情、緊握反抗的拳頭、身著傳統韓服、光腳面對脆弱處境的女孩。」成為在家鄉的外人，自我認同無所依歸，因此看到電視上出現一個與她有過同樣遭遇的人，「她很想知道，那些與自己有同樣遭遇的女人們都是如何生活的。
即使到了戰後，許多人依舊無法認得、寫下一個字。反「同一性」：朝向脆弱主體連結 無論爭議與否，一直以來與慰安婦連結的女性形象，不是「少女」就是「奶奶」，兩者之間的論述形象如此稀缺，也正表明了這些女性被一刀劃成兩半的人生。但我們隨之看到的，是痛苦之後迎來的並非希望，而是另一次絕望。還有很多人因為無法走出已棄之身的絕望感，淪落到賣身的處境。
「我也是受害者」 她連那天的日期都還記得。由此更進一步來看，對於歷史，我們以為自己知道得夠多了，但其實不是。
」在成為老婦之前，她們「在這個曾經恨不得死後變成鬼魂也要回來的家裡，徹底成了一個多餘的外人。而我認為這兩個學術出版事件都觸碰到慰安婦論述中最敏感的一條神經：社會期待的是一個「完美受害者」。
然而也正是這種窒息的痛苦，讓閱讀不斷推進。我們等待著陽光露臉、人性再現。但此書已在韓國被禁，作者也需面對法律訴訟[3]。同樣論調在韓國籍日本研究者朴裕河的《帝國的慰安婦》一書中也出現過，強調日軍協力者與業者的存在，認為許多慰安婦本來就是「賣春婦」。小說掌握了這個核心，並透過當下、過去、夢境、臆想等時間與敘事的交錯，讓受害者記憶經常被認為不可靠的問題，也變得理所當然。如同她們的故事與傷痛，我們以為自己能「理解」，但「痛」不是理性可解釋的概念。
在少女之後，小說記錄了「很多做過慰安婦的女人都和她一樣在別人家做幫傭、在餐廳打工或做生意。朴裕河在書中提到自己也是因金學順的公開現身，開始關注慰安婦問題，但在南韓慰安婦聲援團體「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的運作下，慰安婦已被形塑為單一的「國族仇恨敘事」，因此試圖追溯這一歷史主體的不同面貌。
而暴行的接受方則努力地讓自己隱身，抹除自身存在的痕跡，直到時間得逞，最後一個都不剩。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
她跟往常一樣獨自在家看電視，令她吃驚的是，跟自己遭遇相同的人竟然出現在電視裡。即使是小女孩安妮．法蘭克，也因為可以讀寫而留下重要歷史遺產。
拉姆塞耶同樣收到大量來自學界與國際社會的抗議，更因其與日方企業間的資助關係備受質疑，論文也須接受期刊的重新調查。開始閱讀小說後，讀者很快就被引向少女們身體的痛、以及年邁敘述者心靈的痛，兩者皆不忍卒睹。對她而言，思考自己，是一件充滿恥辱和痛苦的事。正是在這種批判的警覺下，我開始閱讀《最後一個人》，而金息很快就以底下這段話說服了我： 每當思考自己時，最先湧上心頭的感情是羞恥。
這些「受害者」在二戰期間總計約有二十萬名，戰後估計倖存兩萬名，而在金學順現身後，南韓官方也僅登記了兩百三十八名受害者，在證言三十年後的現在（二○二一），則僅存十四名。前者已成為戰爭與人性黑暗的象徵、極端現代化與野蠻的複合物，後者則弔詭地使野蠻的內涵得到延續，並使其自身失去批判力道。
在南韓乃至全球，許多慰安婦歷史論述、運動與研究都始自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2]，金學順（김학순）公開在電視上道出自己被強抓進慰安所的真實經驗，並促成其他有過同樣經歷的女性出面表示「我也是受害者」。」而直到小說結尾，作者才把她十三歲被抓去滿州前，在老家的名字還給了她
芬斯特於今年5月在仰光國際機場準備離開緬甸時被捕，此後他就一直被關在惡名昭彰的仰光音山監獄（Insein Prison）。緬甸軍政府逮捕的日本記者北角裕樹分享獄中耳聞政治犯的恐怖經歷。
被捕記者則有50名正在拘留當中，其中一半人數已遭到判決。緬甸軍政府管制下的法院指控美籍記者丹尼．芬斯特（Danny Fenster）觸犯煽動叛亂及恐怖主義罪行，11月12日正式判處他11年監禁。《今日緬甸》主編瑞溫（Swe Win）表示，軍政權對任何程度的新聞自由表現零容忍，倘若繼續工作，將可能惹來殺身之禍。多名政治犯被嚴刑拷打，有些被槍指著，有些被蒙上雙眼，雙手反銬跪在水泥上拷問。
」 緬甸新聞還有自由嗎？ 緬甸軍方今年2月1日發動政變，為控制輿論，軍政府吊銷媒體執照、限制互聯網和衛星廣播及捕捉記者，至今已有大約100名記者被捕。若觸法，得判處3年至七年有期徒刑。
拷問時間長達48小時，而在這期間不能睡覺或進食。芬斯特的委任律師表示，這將使美國保釋他的作業難上加難。
根據《中央社》專訪，北角裕樹在獄中聽聞政治犯慘遭虐待。緬甸獨立媒體《今日緬甸》的辦公室早在今年3月遭到軍警搜查，破門而入的軍警扣留了電腦、印表機及一部分資料伺服器，軍方也逮捕一名直播仰光抗議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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