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存发总是一机，中和浑是一性。
，这是把无为而无不为视为天地万物的生成方式、存在方式。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七宝，金银等七种珍宝。三有，指众生居住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四生，指有情众生生成的四种类别，即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真际，即实际，其具体涵义是指法性空，即万物原本为空。庄子更以人处于自然状态为理想人格，把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称为真人、至人，高扬自然意识，强调自然意识是人们内在的真正精神。
而竺道生却运用道家的自然观予以解释，认为不生不灭、非因非果是万物的本性，由此进而说夫体法者，冥合自然，一切诸佛莫不皆然，所以法为佛性也。还说：佛性与无明俱自然。四、凡真情都是可贵的 孔子虽然重视人的情感存在，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情这一概念。
有趣的是，楚简中的《六德》篇提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的命题，可说是对孔子关于直的问题的一个最直接的注解，也可以看作是孟子选择窃负而逃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这是一种文化意识上的情感。继郭店楚简之后，孟子更重视人的情感，特别是道德情感，并由此出发建立其心性哲学。王阳明将这种情感活动称之为人情事变。
从生命科学的观点看，人类属于同一个类，而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21]。这就又回到前面的问题，即在特殊情况下要不要进行选择的问题了。
它不仅肯定了孝慈，而且肯定了仁义。一个人如果有真情实感，他就能成为仁人，仁就是人的最高价值。但是孟子的回答也很明确：他的父亲既然杀了人，那就将他的父亲抓起来治罪。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父子互相隐瞒，怎么就是直在其中呢？朱熹解释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
因为皋陶这样做有充分的法律根据，他所执行的法，是有所传受的，既不是私人授予的，也不是为私人办事的，皋陶接受了这个职责（士），就应当这样做（执之），怎么能够禁止呢？那么，舜怎么办呢？舜作为天子，理应支持皋陶的执法工作，但被抓的恰恰是他的父亲，而他又是大孝子，冲突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孔子论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故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人的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其实，孟子在许多地方都讲过这一类的话，比如他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孔子弟子中有许多这样直情而言、直情而行之人，从他们的言行来看，确实令人感到喜悦。
[19] 如前所说，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就那么一点点，但这一点东西却非常重要，小人之所以容易丧失，而君子之所以能够保存，只因为前者缺乏自觉，而后者能够自觉。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
二、真情出于自然 儒家论情感，首先是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关系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孝。从孟子关于四端之说（四端之心即四端之情）的著名论述能够看得很清楚（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讨论）。最后，人是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存在，这就意味着，人有其特有的存在方式，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真情实感，孟子所说的四端，荀子所说的义，后儒所说的性情。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有一篇《唐虞之道》说：孝之方，爱天下之民。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
你可以信奉儒家学说，也可以信奉墨家、道家或其他各家的学说。① 请参阅拙文《论自然》，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4辑，三联书店1998年版。
孔子说过，如果对父母之爱只表现在能养，即供养其生活，那么，这类事对犬、马等家畜也能做到，那还叫什么孝？孝作为孝，其真正含义是敬，即尊敬父母，虽然它以爱之情为基础。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12] 谢氏以顺理为直，这所谓理，就是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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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孟子所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然禽兽之性却自然，不待学，不待教，如营巢养子之类是也。-------------------------------------------------------------------------------- [1]《阳明全书·传习录上》。凡人情为可悦之悦，就是好，凡令人喜悦的，就是好的，凡真情实感都是好的，进而言之，凡有真情实感之人都是好的。
正因为如此，情绪情感才能参与甚至决定价值和实践，而不像康德那样基本上排除了情感对实践的意义。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在孟子看来，身为天子而富有天下，固然是许多人所向往的，但对于舜来说，丢掉天子这个最崇高的职位，就如同扔掉一双穿破了的鞋子一样容易。在情与法的冲突中，孔子选择了情，他当然是负责的，正如朱熹所说，这是天理人情之至，应当如此。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也疑之？[22] 孟子通过人人皆有共同欲望这一事实，证明人人都有共同的情感。孔子和孟子所说的，都是一些极端特殊的例子，正是通过这些极端例证，才足以说明情的重要。
楚简《老子丙》说：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悦是一种情感体验，悦理义之心就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感。现在先不讲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单就情字而言，它认为：凡人情为可悦也。有些学者包括西方的一些汉学家（比如著名汉学家葛瑞汉）认为，情字在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很少出现，即使是出现了，也只是指情实、信实或情况而言，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情感的意思。
在这里，孟子并没有否定法的合理性，更没有以权压法，当然不存在徇情枉法的问题。这种真情实感是人所本有的，也是人所特有的，是最原始的，又是最有价值意味的。
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人与禽兽之间毕竟有那么一点差别，这一点差别便把人的地位确立了。但是作为个体的人，当情与法发生冲突时，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这是孔子学说告诉我们的。
[5] 见《参考消息》1999年3月10日。自然情感之对于人，既有原始性，又有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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