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起草也是在2003年5月，由国务院原法制办组织起草的。
其中3个权字，按现代中文法学的标准区分，一个指权力，两个指权利。笔者相信，若以法权置换外延复合型权利，法理学作为法的一般理论会显得更加和谐、自然。
此书不少内容涉及相关国家政治法律制度，本应出现权利、权力这类词语，但实际上未出现。明治时代翻译家箕作麟祥是次早接受和使用新权字和权利一词的日本著名学者。（1）单纯型权利概念孕育和诞生在中国本土，其原初的使命就是同有司所操之权（即权力）相区分，专以表述凡人理所应得之分，身世、社会的和学术的使命清楚明白，且早已形成汉语传统。[1]20世纪之前，中国法律研究的主要成就在律学。法学史家一般都认为，有别于律学的中文近现代法学缺乏深厚法文化传统，但笔者以为，如果说中文法学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传统的话，那么，其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之一，是其权利这个概念在起源上就撇清了与权力的关系，独立开始了自己的生命旅程。
[108] W.Lobscheid,英华字典,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Part II.,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1868, p.1499. [[109]] 童之伟：《法权中心的猜想与证明》，《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第15-18页。如果法理学教材一定要使用外延复合型权利作为基础性概念，那么，其编写人员就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用适当形式阐明这种权利的起源、法学身世、概括哪些种法现象、相关文献根据和法律实践基础，以及它同外延单纯型权利的关系等。然而，当前我国学者论及可行性分析时，多是从抽象的整体意义上理解。
毕竟，成本有效性分析并不能够为判断某一行政决策本身是否值得提供答案，它的作用在于比较不同的决策选项何者更可取。[16]可见，与行政决策相关的利益链条上的任何一环都可能产生间接成本，其计算也就颇为困难。[53]而为了应对贴现率选择的难题，行政机关也可以要求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采纳不同贴现率的合理性加以解释，公众在听取解释、展开论辩的基础上，在专家所提供的贴现率范围内做出选择，以形成共识。首先，成本收益分析所使用的支付意愿这一分析装置本身与个人的财富状况息息相关，它通常对富人的偏好估价较高，对穷人的偏好估价较低。
复次，即便成本收益分析未必意味着规制的怠惰，但由于复杂的分析过程本身需要耗费时间和金钱，因而如果要求行政决策必须调适至符合净收益标准，则一定会导致决策的推迟以及决策成本的增加，从而无形中影响决策的净收益，这就使得成本收益分析难以自洽。三、对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辩护与改进 尽管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面临重重困难，遭受种种批评，但它直面资源的稀缺，可以为特定的行政决策是否划算提供答案，甚至可以直接回答若干决策选项中何者更为划算这一问题，因而仍备受重视。
摘要: 对行政决策开展成本效益分析在我国虽有规范基础，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仍付诸阙如。其次，成本收益分析的货币化操作通常并不能完全反映社会主体的情感偏好和道德倾向。但正如有学者在阐述发展中国家是否适于采取成本收益分析时所指出的：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加经受不起产生社会净成本的措施。[39]参见王锡锌：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及其克服, 《法商研究》2009年第1期，第44-46页。
[71]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当个人的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财富的增长对于健康状况的改善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态势，[72]因此，虽然这一部分合规成本的消耗可能导致企业管理层人员高薪的降低，但却可能为失业人员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也不会减损高薪人员的健康状况。[41]高秦伟：‘科学民主化与公众参与，载沈岿主编：《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页。而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加以补救。另一方面，由于成本收益分析乃是使用技术官僚式的话语对决策做出评价乃至批评，批评者无需诉诸具有煽动性的政治攻击或道德抨击，便能够引发对无效决策的关注，因而对于拥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参与者来说，此种批评也相对不那么具有威胁性。
第一，为了解决公众表达支付意愿时面临的信息不足、情感预测错误等问题，并为测算成本或收益时不可避免的裁量决断提供正当性依据，可以在成本收益分析过程中适时引入慎议（deliberative）的公众参与程序。[58]See Shapiro and Glicksman, supra note [15], pp.167-172. [59]See Livermore, supra note [56], p.16.有学者指出，理论上讲，可以借助我国《行政许可法》第20条中规定的许可评价制度，从经济效益与行政成本等角度，对行政许可与事中事后监管这两种机制进行定性或者量化比较。
相比之下，在采取可行性分析之时，尽管行政机关可能对何为大规模停业等问题保有裁量权，但可行性分析本身可以提供足够的相关信息，供监督者审视。首先，两种方法当中的调查对象都可能面临情感方面的错误。
五、结语 不可否认，相比采用单一的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多重分析机制会导致决策过程冗长繁复，对于社会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当代中国而言，是否应当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对行政决策实施复杂的成本效益分析，不无疑问。[38]参见孙吉胜：美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分析和启示, 《中国行政管理》2005年第4期，第67-71页。其次，若某一行政决策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为目标，那么，由于行政任务本质上具有一定的经济属性，因而无论相关行政决策采取规制手段抑或给付手段，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都应当成为重要的经济分析工具，即行政决策的货币化收益原则上应当高于成本。这种方法假定人们在市场上的行为可以反映其偏好，也可反映其对于某种行政决策的价值几何的判断。[21] 另一种方法是表达偏好法（stated preference）或曰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 ation theory），即借助调查问卷等方法，询问受访者愿意为达到某种决策效果支付多少金钱。一种方法是显示偏好法（revealed preference）或曰享乐价格法（hedonic pricing）。
进言之，可以根据行政目标和任务的类型化区分，综合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并对不同分析工具在决策形成过程中的权重加以调适，形成多重的行政决策成本效益分析机制。[36]这表明行政机关在作出决策时应当考虑某些质性因素，而非仅仅考虑哪种决策的净收益最大。
相反，即便某一决策的收益小于成本，但如果总体成本并非不可接受，则该决策也未必不可实施。《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工作的实施意见》、杭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市政府重大行政事项实施开放式决策程序规定》等地方层面的立法和规范性文件也要求对包括行政立法在内的行政决策实施成本效益分析。
当前甚少观察到运用成本效益分析对行政决策进行评估的实例，或许也部分地源于这种认知的不足。[30]W. Kip Viscusi, Rational Discounting for Regulatory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 view , Vol.74, No.1, 2007, p.227. [31]See Richard L. Revesz and Michael A. Livermore, Retaking Rationality: How Cost-Benefit Analysis Can Better Protectthe Environment and Our Heal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58-59. [32]See Cass R. Sunstein, Health-Health Tradeoff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 Vol.63, No.4, 1996, pp.1543-1548. [33]参见洪延青：藏匿于科学之后？——规制、科学和同行评审间关系之初探, 《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第540页。
（一）对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辩护 对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辩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相比其他分析工具，货币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更能强化行政决策的政治正当性。例如，当行政机关同时实施多个决策会对某一群体造成过于严重的影响时，如果单纯依照可行性标准，只考虑各个决策的成本，而完全不考虑每一决策的净收益，那么行政机关实际上无从判断应当优先实施哪一项决策，从而可能错误地排列决策实施的次序。尽管成本有效性分析具有某些优势，但它本身不能替代成本收益分析。[79]再者，如果完全以经济可行性作为行政决策的标准，则决策的先来后到亦可能造成决策优先性方面的困境。
晚近颁布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12条第3款则规定：决策承办单位根据需要对决策事项涉及的人财物投入、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等成本和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进行分析预测。[44]See Michael A. Livermore, Can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Go Global?, New York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Vol.19, No.1, 2011, pp.160-161. [45]See Nick Hanley and Edward B. Barbier, supra note [42], p.308. [46]参见郑雅方，见前注[3]，第204页。
从海南省《关于开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工作的实施意见》来看，并非所有的成本和效益都被化约为量化的数字，如立法可能导致的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变化的情况也被列入无形的耗费，而立法可能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情况、对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和良好社会风尚形成的影响情况等也被归入了效益的行列。参见金自宁：跨越专业门槛的风险交流与公众参与——透视深圳西部通道环评事件, 《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第8-9页。
[49]See Graham, supra note [14], pp.420-421. [50]See Livermore, supra note [44], p.161. [51]参见桑斯坦，见前注[29]，第156-158页。若这一标准得以满足，则受决策影响的企业可能会为了合规而雇佣更多人员，从而使成本和收益的分配这一因素被潜在地纳入决策效果当中。
高秦伟：美国规制影响分析与行政法的发展, 《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第97-115页。[42]See Nick Hanley and Edward B. Barbier, Pricing Nature: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Cheltenham: Edward Edgar, 2009, pp.7-8. [43]参见郑雅方，见前注[3]，第210页。因受决策影响的领域经济活力下降而造成的放弃生产、贸易或消费带来的损失。进入专题： 行政决策 成本效益分析 。
2.收益计算的技术难题 虽然成本的计算已困难重重，但通常认为收益比成本更加难以量化。[30]第二，旨在实现特定目标的行政决策往往还会额外产生正面或负面的附带性效果，这也使收益的计算更加立体、复杂。
第二，由于采取更为直观的决策效果表达方式，行政系统内部的官员和民众都可以事后审视决策的效果是否与事前的计算相一致，[63]从而使决策更加公开、透明，也更有利于对决策进行监督。例如，即便某一行政决策的货币化收益大于成本，也有可能因招致大规模经济紊乱而不具有正当性。
本文首先对货币化成本收益分析的缺陷加以系统梳理，探讨这些缺陷如何被辩解以及如何改进制度运作以弥补这些缺陷，继而描述成本有效性分析、经济可行性分析等其他分析工具的补充性作用和局限，以展示成本效益分析可能具有的丰富内涵，进而描绘出基于不同行政任务综合运用各种分析工具的多重分析机制。例如建立湿地以处理废水，除能够提供清洁的水源外，亦能保护生物栖息地、提供娱乐和科学研究的场所，[31]这便使得决策的收益额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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