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人类理性（认知理性）决不是万能的，人类不能企图通过知性的方法穷尽对自然界的认识，更不能肆无忌惮地对自然界进行掠夺。
一个是实行仁政，使人民过上好的生活。从这一前提出发，对于一般人而言，能不能行之于他人，是人格修养的问题，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问题。
有人说，孟子反对利，其实，孟子并不反对利，但是，利不能成为唯一原则，一定要和义结合起来，由义来指导。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汝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后来有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说法，就是以人民为社会主体。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所主张的虽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但是，在尊重人才、尊重知识这一点上，是有重要意义的。战国之诸侯，何以是五霸之罪人呢？这里又有一些区别。
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使政治运行起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人的生命的意义又不在于死亡本身，而在于尽道、行道，知其必死而在有生之年努力行道，等待死亡的到来，这就是正命，即正确地对待了命运。
但是，知命也是重要的，它不仅使人知道生命之有限，而且知道生命之可贵，从而尽到人生的责任和义务。孟子所说的君子不谓命，并不是说没有这个命，而是说，当天命赋予人以性之后，人真正成为实现原则（牟宗三语，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很好，但解释上可能不同），因而具有自主性。而其所存之心，则神妙莫测，不可形容。而命的不同层面的意义，对于解释人的生命意义及现实处境是有作用的。
在孟子思想中，天仍有不同层面的意义。但是，他提出的神学目的论更是无法证明的，因此，只能是理性为了使用方便而提出的假设。
而且，人不能没有耳、目、口、鼻之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当然，中国哲学也有本体论的问题，那是为了说明存在的依据，但决不是实体论的。康德承认生物界有目的性，认为这就是自然目的，并且说：自然的有机体和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因果作用是毫无类似之处的。
尽是全部实现和扩充的意思。人虽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却是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殊部分，这就是人有人心。但这并不是说，天没有任何客观性或客观意义，只能由人来说明或赋予。[5]《孟子集注》卷八，《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7页。
这正是目前流行的一种说法。只是物理层面的意义是能够看得见、感觉得到的，目的和价值层面的意义却是看不见、感觉不到的，只能在生命活动中去体验。
而要存心，其主要方法则是养，这是指人的实践即自我修养。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中国哲学关于存在的学说，不是讲独立存在的实体及其属性的关系，而是讲存在及其功能、作用的关系。[13]《孟子·离娄上》七章。这再明显不过地说明，孟子是反对超自然的神学目的论的。[25]《孟子·告子上》十七章。就孟子对物理自然的看法而言，也是同人类的活动有关的，而不仅仅是对象化的物理世界。他们认为，只有人才有主体性和主体意识，而这种主体性或主体意识与天毫无关系，天的意义最多只是一个外在的因果性，只有彻底摆脱这种外在的束缚，人才能获得主体的自由。
[2]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贵与贱、大与小的区别，不可以贱伤贵，以小害大。
根据孟子的其他有关论述，他认为，环境对人是有很大作用的。这种形式也不是毫无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满足人的某种情感需要。
[27] 这说明，康德也区分了自然目的与因果作用的不同层面，即生命世界与物理世界的不同层面。其中又有自为与他为之分，他为是受自身之外的某种目的支配，自为是由自己支配。
那么，就只有人才是真正的价值主体，所谓天的价值意义就只能靠人来赋予。这样看来，孟子既承认有义命合一之命，又承认有义命分立之命，这是不同层面的两种命。这也是西方主流哲学的基本观点。前面说过，孟子有大体、小体之说，心作为大体，既然是对小体而言的，那么，对于人的生命而言，它就是最重要的。
人的价值就在自身生命之中，就在心中，这是人人都具有的，但是只有通过思才能得到，不思则得不到。它也不是完全超越的，即超越自然界之上，是一个绝对的精神实体。
学生万章问孟子：有人说，三代禅让，到了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说： 否，不然也。但是，它又是天所赋予的，因此，不求则容易丧失。
他把自然目的仅仅理解为生物有机体这个范围之内，自然界本身仍然被看作是物理的世界，即机械因果的世界，而自然目的从根本上只能服从这个世界。孟子否定了上帝，以自然界为最高存在，那么，人的德性、伦理就只能来源于自然界。
现在我们具体讨论孟子关于天的价值意义的一些思想。这一结论正是通过思与践形，即精神反思与生活实践取得的。这个求是自求，而不是他求，即向自己的内心求，而不是向别处求。自然界的这些物理变化，对农业生产和战争等都有很大关系，这意味着，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按照自然界的运行规律行事，而不能违背这些规律。
但民意也不是个人的、主观的，而是有客观依据的，其依据就是自然界的目的，即天命。之所以分出大小，在于强调心官之重要。
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康德的话，说明它是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即自然目的性。[30] 康德完全是用西方天人相分的思维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的，换句话说，是在人与自然决然不同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中思考问题的。
行其所无事就是顺应自然，不用人力去强制改变事物。但是，孟子并不是提倡消极的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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