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对个人信息基本权的价值化处理就是如此，该理论作出的宪法解释实质上是法哲学层面的解释，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宪法教义学轨道。
(45)参见指导性案例20号深圳市斯瑞曼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坑梓自来水有限公司、深圳市康泰蓝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47)社会学解释倚仗于对社会情况的分析而给法律的可能含义进行选择，即对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予以考量作出对社会有利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把全国法院的少数生效判决编撰成指导性案例，直接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些判决的示范性与典型性来规范和统一各级法院的法律适用。(20)参见张骐：《论裁判规则的规范性》，《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60)参见[德]卢卡斯·贝克：《方法论视角下的制定法解释》，钱炜江译，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29卷)，北京：研究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48)虽然社会学解释最终也要建立在法律的可能文义基础上，但它主要从裁决的合理性出发，更关注社会利益、社会效应、公共政策、风俗习惯以及社情民意等法外的因素，将个案的法律适用与整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49)。经典的法律方法论将其描述为一种在规范与事实之间来回往返的图景，即法官要把规范和事实相互关照，在法律条文与案件之间循环审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确立二者的对应程度，使它们能够相互靠拢并建立起具有同一性的意义关系。
文义解释在法律解释诸方法中具有优位性，它解释的对象是法律语词，所适用的方法是发现，姿态是对法律的服从，解释的结果没有背离可能的文义(39)。三、指导性案例释法类型与具体解释方法的运用 法律解释的运用会使司法案例的编撰因其显著的说理性而具有约束力，让类似案件裁判在法律适用上有一个可资参照的标尺以及具体表达的方式方法(36)。在德国学者与英美学者的交流中，适用比例原则进行证成的问题也被不断提及。
(64)参见[法]布迪厄：《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强世功译，载《北大法律评论》编委组编：《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545页。阿列克西在此基础上完善出了更为精细的比例原则分析框架。(69) 正如上文所述，比例原则就是德国法学界与司法界历经充分讨论后形成的德国法学通说。我们要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法官和学者之间关于法律知识的竞争张力一直存在。
学说权威性的提高将使得学说成为一种法律渊源。一类观点坚持纯粹的德国传统学说，主张严格按照法教义学的位阶顺序适用比例原则。
转译则有两种含义：一是语言学含义，即把一种语言中的说法与另一种语言中的说法联系起来。①1802年，德国学者贝格(Berg)提出了比例原则的萌芽雏形，指出警察的权力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可以行使。法学学说知识从书本走向行动，并不能只依靠其解释现实情形的有效性，更要寻求更大范围的共识与合作，融合不同的角色视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道路。因此，主张本土改良方案的学者对外来学说和本土实践进行理论缝合的做法，并不会消解法教义学者的主张与批评。
一是外来的学说并不能直接作为一国司法的裁判依据。蒋红珍：《比例原则适用的规范基础及其路径：行政法视角的观察》，《法学评论》2021年第1期，第56页。如果本土改良方案仍然基于法教义学的位阶适用的逻辑，那么我们想要论证本土实践的合理性就是不可能的。参见[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周纪荣、周琪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9页。
(34)甚至在其他审判领域中，法官会认为比例原则还可以用于处理一方主体对其他主体具备实质上的支配力的情形。也就是说，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法官对于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中涉及基本权利的问题，往往会将其转化为宪法审查案件中的问题进行理解。
刘权：《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依据新释》，《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4期，第68-78页。简言之，接受理论(接受美学)将关注焦点转向了接受者。
(65)在访谈中，法官在谈及如何看待裁判说理中比例原则的作用这一问题时，往往会对适用比例原则持保守态度。这并不是说法官对司法职责不忠，而是由于人们受到先验因素的影响，自然会出现不同的偏好。(86)然而，当作为外来学科知识的经济分析进入这一场域时，法官想要凭借自身结构位置去对抗经济学家的质疑，显然不如回应法学学者那么容易。囿于篇幅，对于此种情形，本文不再详述。每个接受者都具备期待视野，在理解文本和内容前都有各自的审美志趣。抽象式或者截取式的适用反而成为实践中法官适用比例原则的主流类型。
他们在审判中不仅用比例原则限制公权力，而且会直接将比例原则作为利益衡量的工具。这是因为，在法学知识场域中，法官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他们运用法律权威的特定资本在整个分配结构中处于最佳位置。
⑤可以说，比例原则通过在目的与手段之间不断衡量，实现了对公权力的限制。比例原则只是法官与学者互动过程中的连接点之一，更需要我们深刻思考的是两个群体如何实现良好的沟通。
从社会结构上看，如默顿所言，客观结构存在不可避免的分裂基础。关 键 词：比例原则 接受理论 话语竞争 行动者网络 法学通说 比例原则被引入中国以来，学者积极提倡开展相关研究，法官对比例原则也有很多实践应用。
所以，法官在适用比例原则时，并不需要作繁复的书面说理。法学通说(Herrschende Meinung)在德国法学概念中指支配性意见。相反，如上文所述，法官也在进行关于比例原则的知识再生产。④在基本权利理论中，对于一项基本权利是否被侵犯的问题，比例原则是作出判断的关键标准。
(44)因此，法官在适用比例原则时有着自身的期待视野。(19)比起一味批判法官在适用比例原则时流于主观，这一方案更多地期待法官通过多类型的位阶适用来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边界协调。
而无论是学者秉持法教义学的要求，还是法官选择将比例原则作为利益衡量与修辞的方法，都具有对外说理的共同目标。虽然法官与学者之间对于比例原则的理解存在差异，但是这不意味着二者只能各行其是。
如姚斯所说：正如在每一实际经验的状况中，对于一部先前鲜为人知的作品，文学体验也需要一种体验自身因素的先在知识。相较于经济分析等外来学科的知识，法官更倾向于建立关于比例原则的法学知识共同体。
当然，除了运用上述转译策略实现行动者网络的连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巩固知识传播同盟。虽然比例原则作为非人的行动者不能直接发声，但是，借助学者和法官的代言，它从进入到中国的法学与法律世界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法学院教学、学者研究、法院审判等各类活动，并且其自身也开始发生变化。学者通过授课，让法科学生习得这套学说，并期冀学生们将其运用于司法实践中。③三项子原则的共同任务是处理公权力行使的限度问题，强调以目的为导向的适当性，要求国家公权力对当事人采取的手段必须在相当的限度内，通过对此手段的侵害程度的审视，考察最终效果是否与目的保持平衡。
(39)参见方维规：《文学解释学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接受美学原理及其来龙去脉》，《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111页。随着对关于比例原则的知识的精细化生产，不同法官对于比例原则会形成不同的主张，而此时身份区别于学者的法官，将不能实现对比例原则知识的独占或主导。
有法官主张，在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行政行为存在违反任何一项子原则的情况，法官就可以作出行政行为不当的判断。(65)参见高鸿、殷勤：《论明显不当标准对行政裁量权的控制》，《人民司法(应用)》2017年第19期，第105-110页。
以宪法领域为例，在关于基本权利、征收征用、人权保障等方面的宪法规范中，比例原则都被发现了。(75)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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