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范根据自身特征与适用方式的不同，可被区分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
[14]参见高秦伟：《行政复议制度的整体观与整体设计》，《法学家》2020年第3期。其二，让更多争议的当事人愿意选择申请行政复议。
进入专题： 行政争议 行政复议 。对经由充分对抗的庭审查明案件事实的需求，行政复议较之行政诉讼要小一些。第三，复议范围仍未包含涉及公务员重大权益的处分或者人事处理决定。《征求意见稿》第63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审理下列行政复议案件，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行政复议范围在实践中早已突破《行政复议法》的文本规定，基本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保持一致。
对此，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00条第3、4项之规定可作为参考，其中第3项规定：原告之诉有理由，且案件事证明确者，应判命行政机关作出原告所申请内容之行政处分。1.整体数量要求：行政复议须化解多数行政争议 行政复议承担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重任，首先应当在处理行政争议的数量上予以体现。包含在野党在内的法律制定过程在整合多元见解上优于仅由官僚主导的行政过程，国会的审议过程在媒体报道等公开性上也有优势。
这意味着，作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必须有法律的根据，否则即为违法。例如，其第27条规定，日本臣民之所有权不受侵犯。[24]前注[4]，卡尔·施米特书，第139页。关键词: 法治国家 法律保留 依法律行政 自由权 侵害保留 权力保留 只有在法律保留的意义上，无法律即无行政才是成立的。
只有在事前确立侵害保留，才能在事后基于自由权请求法院排除行政机关非依法律所施加的侵害，才能确立个人相对于国家的主体地位。中国自清末民初从日本引入法律保留理论之后，对实行法律保留具有一定共识，但在保留的法规范、保留范围和强度上存在分歧。
与德日历史稍有不同的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先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再通过1999年的修宪填补了法治国家原则。他认为，法律保留是指凡属于宪法、法律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则只能由法律规定，或者必须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由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来规定。（二）法律的规范强度 虽然选取了以侵害行政法律保留为底线、以权力行政法律保留为目标的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退回到侵害保留说时期的法律规范强度——可自由授权立法、甚至允许概括授权。不过，现代像双重效果的行政行为那样，侵益性行政活动和授益性行政活动的区别越发相对化了。
相对缺乏法律控制的是授权条款。如果承认具有组织规范就能满足法律保留的要求，那么，法律保留的功能将大为缩减，与否定法律保留并无实质差异。VdG与GV混用者也不在少数。[48]对于德国法上的重要事项保留说及其批判，中文文献可参见张慰：《重要性理论之梳理与批判——基于德国公法学理论的检视》，载《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13页以下。
也就是说，社会上的强力者因此并不当然将政治权力作为自己之物来使用。议会保留的观念意味着将权限视作义务，必须适当行使。
因公益需要之处分，依法律规定而行。在魏玛时代，虽迈入议会民主政治时期，但议会之优于行政，仍无法实现，议会并无法要求行政谨守法律保留原则，主要原因在于总统依宪法第48条第2款拥有紧急命令权之故。
当然，如果主张全部保留说，那行政也就成为纯粹的执行，在理论上区分法律保留与法律的法规创造力也就失去意义。只有在这种自由侵害臣民的自由和财产时，才被置于法律的制约之下，这是法律保留的目的。在这种结构之下，中国人开始探索什么样的法律保留才适合中国需要。一方面需要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在转型时期适当发挥国家功能，促进国家任务的实现。虽然组织规范与根据规范并非泾渭分明，但组织规范一般较为原则、宽泛，并不针对具体的案件，更无法确定具体行为的要件和效果。有的事项只能由立法机关亲自制定法律，实行国会保留。
施米特曾将法的一般性视为法治国家的阿基米德支点。在阐释新宪法第三章时，他指出：明治宪法的权利保障，多数附带有所谓‘法律保留。
[41] 作为全部保留说的代表性宪法学者，高桥和之认为，如果在君主立宪制之下把握行政权，它就是在所有国家作用中扣除立法权、司法权之后剩下的部分，这一界定的出发点是君主作为主权者握有所有权力。‘法律依据并非是法律事无巨细地规定，其既可以是法律规定的框架，也可以是法律的或较为具体或较为概括的授权，甚至整体授权。
但如果是对服从特别权力关系的人施行，或者由于受处分者的承诺而成立，也可以不必根据法规。不依法规而设定特权是对平等原则的违背。
总结而言，重要事项保留说对于法律保留理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对扩张法律保留的领域作出了贡献。因此合乎宪法的法律只是对一些特别重要的国家事务而言是必要基础。其精神要与对于人民非依法律不得侵其自由、夺其权利或强令负担义务之概括的规定相同[56]。[58]参见朱采真：《行政法新论》，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183页。
[21]迈耶法律保留的背景是，行政权本来是自由的，可以自有之力来行动。法律保留原则决定着行政机关采取某种措施介入社会的容许性，让立法机关在保障基本权利、控制行政权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朱章宝（日本中央大学法学士）认为，行政处分要始终以法规为根据，因为行政处分往往有限制人民自由的作用，法治国的人民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故行政处分不得有超越法规范围以外的行动。[11]在法律保留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组织规范和根据规范的差别。
[40] 作为全部保留说的代表性行政法学者，杉村敏正认为，伴随着君主立宪制向国民主权制的变革，民主对行政的控制也得到强化，法治主义的内容也发生了质变。[24]国家要侵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必须给出理由，找到法律的根据。
因为即便是侵害行政领域，我国也远远没有实行侵害的法律保留。虽然社会权领域的法律仍不充分，但自由权领域的法律更显不足，公民的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主要还是由行政法规为行政活动提供根据。宪法保留的事项只能通过修改宪法才能改变。在侵害保留的基础之上，可根据情势变化适时扩容。
[65]参见应松年：《依法行政论纲》，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第30页。[76]如此，即使我们仅坚持侵害保留说的立场，也能接近于权力保留说的立场，对于现实中的保障基本权利、控制行政权的各种需求作出适当回应。
[63]其背景之一是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第23条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新中国最早明确提出法律保留要求的立法。
故而，这种近代性相较于普鲁士宪法更为落后。但是，德国传统上惯用的Vorbehalt des Gesetzes一词，重点是在于行政权的行为侵害国民权利时必须依据立法权行为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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