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现象有的群众甚至认为，某些地方的法治建设和依法治省（市）被写在文件的纸上、挂在领导人的嘴上，实际上却在搞人治，不依法办事的人治现象在这些地方又有所抬头。
[8] 而且人权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国家载体，即在现实中的人权，总是依托一定的主权国家来实现的，没有空洞的人权承诺的存在。因此，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人权的绝对性等等命题都是不可靠的，应当将其置于辩证法的视野中来加以评析，才能准确把握人权的性质，避免人权保护事业受到过多的道德因素的干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波兰问题》中雄辩地指出：1791年的波兰宪法到底宣布了什么呢？充其量也不过是君主立宪罢了，例如宣布立法权归人民代表掌握，宣布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公开审判、废除农奴制等等。而在此之前，笔者在阅读国内人权学者的著作时，看到的多是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的论点。【关键词】人权道德权利。在妊娠期间，存在着两种重要和正当的国家利益：一是保护孕妇健康。[7] 这就是说，人权不是纯粹道德意义上的主观遐想或者是一厢情愿，必须具有现实性，而这种现实性，来自于社会发展的程度，受制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变化。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布莱克门大法官为代表的多数意见支持了罗伊的诉讼请求。关于人权的道德性另外一种表述思路最著名的是李步云教授提出的人权的三种形态论。另外，由于这种关系完全是特定的人身关系，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才逐渐由财产上的责任取代了人身上的管束。
学理分析参见王竹：《论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上的确立与扩展适用》，载《法学》2009年第9期。[3]后三种非按份责任的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的设计，在一定程度都是为了解决实际案件处理中，充足损害赔偿能力的假设与赔偿能力普遍不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同时依据不同的案件情况根据法律规定进行选择适用。因此民法上的责任范围一般等于或者大于债务，正如同桔子的皮和肉，债务是肉，责任是皮，肉是用外皮保护的，以及债务为责任所包含。但按照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在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数额应该＝数个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赔偿义务总额。
[9]前引7，序言、第101-103页，第108页。但鉴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性以及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的多样性，这种研究就显得尤其的必要。
[15]（五）我国侵权法理论的独立性及其与债法理论的关系我国《民法通则》突破了传统民法的债法体例，不是把侵权行为列入债的发生原因之一进行规定，而是将民事责任独立为章，并在其中专门规定了侵权的民事责任。那么，便出现了多余损害赔偿责任性质的疑问：这部分赔偿责任的性质是什么？与1000元最终赔偿责任有什么区别？二、债务与责任的区分要解决上述疑问，必须回到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层面上进行探讨。以A、B对C负损害赔偿债务为例说明：（1）若为按份债务·按份责任，则A、B各自按照份额对C负损害赔偿义务，并各自以其责任财产作为自己份额的担保，这就是传统民法所谓按份责任的常态。[41]王竹：《我国侵权法上特殊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制度立法体例与规则研究》，载《政法论丛》2009年第4期。
确立风险责任概念，承认其与最终责任的区分，具有以下几点重大理论意义：第一，确立风险责任概念能够更加准确描绘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内部构成。[19]《法学研究》编辑部编著：《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88页。这样便能够协调学者关于责任份额的确定是以过错为主[39]还是以原因力为主[40]的争议。[25]罗马法上的连带之债或共有之债可以定义为：具有数个主体（债权人或债务人）和完全同一的和单一的标的的债，在这种债中，各个债权人有权要求完整的给付，但在数名债务人中只是一人清偿或为所有债务人负责，另一方面在数名债权人中只是一人提出请求或者代表所有债权人。
受偿不能风险自己责任原则是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适用非按份责任形态的数人侵权责任中，却普遍存在责任人可能为本不属于自己的最终责任份额承担责任的现象。（一）罗马法不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法学阶梯》中的债是拘束我们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为一定给付的法锁。
如前所述，责任是债务的担保，责任人以其责任财产对于超过最终责任份额的赔偿责任所附的担保义务与最终责任部分并无差别，赔偿权利人仍然可以在超过部分债务的范围内对责任人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因此该部分责任仍然是责任而非纯粹的风险。所谓风险责任，就是责任人承担的超过最终责任份额的责任部分，其实质是受偿不能风险。
在侵权法上承认自然债务，最有价值的在是无过错的侵害他人的情形，仍然应该承担损害赔偿之债，但因无主观可责难性，不构成侵权责任，故不能强制执行加害人的财产。[39]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19]应该承认，我国债法理论已经脱离传统债法理论的轨迹，尤其是侵权责任具有较强的独立性，2002年底的民法典草案删除债法总则编和2009年底《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通过，正反映了我国民事责任立法的发展方向，即侵权法已经发展成为所有民事权利的保护法，[20]这就更需要明确侵权责任与债务的关系。[21][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谢怀栻校，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但A如果为超过其份额的给付，C不承担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15]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4）若为连带债务·连带责任，则C可以向A或者B请求全部或者部分的给付，而A和B双方的责任财产则均对C的请求部分提供担保，例如主观故意共同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这也是有学说认为故意共同侵权人之间没有分摊请求权的原因。（5）债务于责任从属同时存在，而其范围则不尽相同，如有限责任。
《民法通则》颁布之后，我国民法理论的体系也相应调整，学者们普遍都将侵权行为放在民事责任部分加以研究。（三）侵权法上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传统民法承认债务与责任的区分，一般认为债务与责任原则上系相伴而生，不过也例外承认无责任的债务（如罹于时效的债务）及无债务的责任（如物上保证人的责任）。
[16]对于《民法通则》的立法模式，通说认为是一种立法模式上的缺陷，并认为侵权行为作为一种法律事实，亦产生侵权之债。[42]抗辩事由不但包括最终责任构成的抗辩事由，还应该包括不承担风险责任的抗辩事由，如不承担连带责任[43]、不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44]和不承担补充责任[45]的抗辩事由。
将超过最终责任而实质上是承担了受偿不能风险的责任部分，称为风险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36]。[14]王泽鉴教授总结为：债务，是指为一定给付的义务。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对侵权民事责任的制裁性和补救性的双重性质的认识。故在日耳曼中世法往往谓责任为保证或担保。
连带债权叫做主动共有之债，连带债务叫做被动共有之债。其容易受偿之作用，且尤过于保证债务。
债务人不为给付时，债权人得依强制执行之方法，以实行其债权者，即以此也。Gierke将日耳曼法上的责任分为人上责任、物上责任和财产责任三种。
[29]邱聪智教授进一步认为，连带债务，虽无保证之名，则有保证之实。[42]例如，《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1款和第2款采用了同样的责任主体范围。
优帝以后，就可以向各连带债务人同时起诉以请求赔偿。（2）、（3）两种情况表明：连带债务并不必然对应连带责任，按份债务也不必然对应按份责任。[45]例如，管理人或者组织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不承担《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项规定的补充责任的抗辩事由（三）司法认知的性质1．司法认知是否是证据？在证据裁判和审判中心主义下，证据应由双方当事人提出，证据种类因各国司法制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五）分类1．将司法认知的事项分为应予认知和可予认知。大陆法系国家则以法官为中心，认为如果法官不知悉该事实，则该事实就不能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则法官成为判断众所周知的核心所在。
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和案件事实的不可重复性，案件事实信息必然是不可能完整的，这样就会造成裁判三段论下的小前提不可能是充分的。，而在司法实践中，一概要求当事人的所有主张都需要举证的现象十分普遍六、国外司法认知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一）明确规定司法认知英国《1978年法律解释法》规定：除非有相反的明确规定，每一部1850年之后通过的法律应是公共法令将作为一项司法认知。
前提条件是不能违反立法规范和大前提的要求，这样做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借助司法认知的裁判统合过程能够得出判断：案件事实是否适合适用法律规范。事实上，判断一项事实是否为众所周知的事实，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该事实为公众所普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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