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的宪政即法治的观点，从宪政的最基本面来说未尝不可。
[7]何海波从译著的规模即揣测中国行政法学已在清末诞生，这是欠妥的。{4}孙兵：《汉语行政法语词的由来及其语义之演变》，《现代法学》2010年第1期。
除京师法律学堂之外，清末最重要的法校当属京师法政学堂。例如，警察行政法的各论分为保安警察、卫生警察、风俗警察、交通警检、产业警察，而警察行政法的总论则包括警察权的观念、分类、警察权的界限、警察法规、警察处分、警察强制和警察权的组织等七章，具有较强的原理性。第四章对于不法行政之救济。该法一直沿用至1932年12月28日新的《行政执行法》公布施行。但仅为行政法制的介绍，理论分析很少，也没有对行政法等概念的界定。
[6]而要谈中国行政法学，则应该以中国行政法为研究对象，以解决中国自身的行政法问题为研究使命。后者为政策问题，具有政治学的性质。[22] 尽管上述努力还停留于理念和认知的阶段，但这些法释义学成果却为宪法的良性发展和未来实施奠定基础。
[28]李建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载李建良：《宪法理论与实践（一）》，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58页。[6] （二）政治宪法的问题与规范宪法的立场 尽管伴随规范宪法的暂时挫败，政治宪法开始呈上升势头，但发展至今，其除了指出规范宪法的要害外，对于中国宪法本身的改善成长似乎至今并无实质性建树。与其他法规范相比，宪法中的基本权规范往往具有相当的抽象性与开放性，这一方面成为基本权规定独特的品格，另一方面也为违宪审查和宪法解释带来因难。部门宪法观念的提出，在热衷制造理论和概念的德国，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规范法学是将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和研究方法的政治性区别开来，用规范主义的方法来对待研究对象本身的政治性，并力图通过理性的规范设计来约束权力。尽管围绕本案的主要争论集中于宪法司法化的可行性，以及在现行体制下，法院解释和适用宪法的正当性，但规范宪法学者却藉由此案，成功地将宪法研究的视野进行了大幅拓展，并通过对宪法在私法领域的效力、国家对基本权的保护义务等诸多域外法释义学理论的引介和评述，极大丰富了我国宪法释义学的理论仓贮。
作为重要补充，《基本法》又在基本权结尾处对所有基本权条款中所涉及的法律保留本身进行了一般性限制。德国《基本法》在基本权条款的设计上格外凸现出步步为营、层层递进的缜密考虑，其基本权条款一般包含权利的保护领域（Schutzbereich）和限制权利的合宪性理由（Rechtfertigung）两个部分，保护领域明确该项基本权所涉及的特定领域或保护的特定法律价值，属于该项基本权的构成要件，而限制权利的合宪性理由则直指对权利限制的限制，堪称德国基本权条款设计的神来之笔。[34]同注[33]引文，第18页。部门宪法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功效，主要在于它并非如传统宪法释义学一样，是从文本规范出发，去作体系化的整理，而是从实存的秩序切入，去认识整理该秩序的基本性、最高性以及结构性规范，它也因此会将新的社会事实有效纳入规范意涵。
[2]既然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权，而当代民主宪政国家的人民意志，又主要通过民主多数决的方式得以实现，那么以少数人的判断为基础的司法审查机制去否定和推翻民主程序所产生的多数人意见，当然会形成司法审查与民主多数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说，尽管遭受挫折，但规范宪法学者大多都仍旧乐观地期待，未来的中国宪法会逐渐褪去政治魅影的影响，而朝向规范的方向迈进，未来更会成为中国法律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那么上述努力同样是他们为了宪法最终进入法院而作的技术准备。2004年修宪更明确宣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客观而言，作为法律规范的宪法无论如何都不算是一部制作精良的法律文本，也更称不上是一架运转良好的法律机器。[5]也正因如此，政治宪法更关注议会主权，更关注政制的权力结构，认为只有对这些权力结构的透视才能够反映宪法的真实图景。
胡锦光：乙肝歧视第一案与宪法救济，载《判解研究》2005年第2辑。在这些研究中，各国基本权规范在体系构造、语词表述，甚至篇章安排等方面的差异最引人关注。
王锴：论我国宪法上的劳动权与劳动义务，载《法学家》2008年第4期。与基本权条款一般包括权利的保护领域（Schutzbereich）和限制权利的合宪性理由（Rechtfertigung）两个部分相对应，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审查基本权诉讼（Verfassungsbeschwerde）时，也渐次发展出包含三项步骤的审查模式（Dreistufen-Pruefungsschema）：首先，分析案件涉及哪些基本权的保护领域。
政治哲学层面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科学层面的经验分析[24]同样常常出现于规范宪法学者的作品中，只是与政治宪法学者相对粗犷的处理方式不同，为避免恣意的政治因子的引入对宪法文本的稳定性所产生的震荡，规范宪法学者在处理这些政治背景和政治判断时，总是小心翼翼地返回到制宪历史、规范环境和宪法文本中，[25]并通过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规范法学的处理方式，使这些外部论证不是最终遮蔽了宪法文本，而是廓清和丰富了宪法文本。[22]有关宪法释义学方法论的作品可参见：张翔：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载《浙江学刊》2000年第3期。来源：《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而这些又都使学者将宪法影响辐射至社会各领域，并借此完成对各领域的规范整合和体系化建构。据此，要以宪法中的这些国家目标条款为起点，发展出类似德国法中的部门宪法，就应重新在部门的选择与分类，各个部门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如何互相指涉，如何对部门的基本秩序进行建构等诸多方面进行法释义学的处理，对各个部门独特的结构原则以及规律生态，从宪法角度进行整体观察和体系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成熟活跃又风格独具的违宪审查，同样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理性缜密的基本权规范设计。
而政治法学，则是将对象的政治性和方法的政治性混为一谈，武断地认为，因为宪法具有政治性，就必须用政治学的方法研究宪法，这种研究方法非但未使政治宪法摆脱宪法政治学或是宪法社会学的传统桎梏，其结果也往往会将宪法的出路导向单纯的意志决断和人民的激情参与。（二）我国宪法学者以宪法文本为基础的法释义学积累 尽管缺乏司法审查这项重要的制度支持，但宪法释义学的发展已经在我国宪法研究领域渐次展开，制度的阙如也并未妨碍诸多宪法学者回到宪法文本，通过文本与规范事实之间的循环诠释来补强宪法文本，并使宪法和实践之间建立关联。
但与既定宪法框架的相互抵牾，却使中国宪法注定在走进法院的进程中步履蹒跚、困难重重，而规范宪法的发展也同样因此陷入困局。[6]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而在此之前，尽管中国宪法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但运用政治学的方法对其予以分析和论证的却少之又少，人们只是接受了宪法相较其他法规范包含更多政治因子，更易受到一国政治生态影响的一般认识，而政治宪法作为研究方法在此时并未显端倪。 摘要: 规范宪法与政治宪法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并行发展为当今中国宪法研究的两大主流。
本文在总结我国规范宪法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同样参照域外经验，尝试提出突破司法审查制度阙如下的宪法实施困局的可能路径。我国最初倡行将宪法作为规范科学来认识的学者首推林来梵教授，他在《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一书中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规范宪法的概念，并主张宪法学研究应返回规范，返回到适度地接近规范主义，但又不至于完全推到法律实证主义的那种立场[18]。[35]同注[33]引文，第22页。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基于上述原因，在倚重成文法典的大陆法系国家，法释义学的发展深刻影响到整体法治的成效，甚至成为判断不同实定法领域的成熟度的重要指标。此外，鉴于制度的阙如无法迅即获得解决，而我们又需要在夹缝中寻求宪法释义学理论成长的社会土壤，源自德国的部门宪法理念或许能够为规范宪法与社会现实之间实现制度对接提供全新途径，并最终反向促进宪法基本权释义学的提升以及宪法的现实落实。
（一）宪法规范形式理性的价值 法律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划分来自于德国法学家马克斯·韦伯。[1]可以说，正是规范宪法的挫败使政治宪法学重新进入宪法学的学术体系，并赢得新的发展空间。
行政诉讼连带行政法的急速发展也的确如陈教授所言，为中国宪政带来活跃生机，众多在行政法领域发生的轰动案件，例如安徽的乙肝歧视案，[47]陕西的夫妻看黄碟案[48]等，最终都被回溯至宪法领域，并成为宪法学者为荒置许久的宪法条文注入现实滋养的契机。（3）拟定解决疑难法律个案的建议。
伴随规范宪法在学理研究上的成功积累，学者也愈来愈期待它能够与制度实践建立对接，并在与社会现实的循环诠释过程中获得试验磨砺，但宪法司法化的障碍却使规范宪法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遭遇挫折。同时也尝试通过对此条的合宪性解释，将国外法释义学有关基本权利的主体、基本权利对国家的拘束力，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义务类型、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等重要成果有效融合和内化于我国的宪法文本。政治宪法可以说是卡尔·施密特所主张的政治法学的支流，而规范宪法的思想启蒙则可追溯至凯尔森的规范法学。[21]杜强强：基本权利的规范领域和保护程度：对我国《宪法》第35条和第41条的规范比较，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
进入专题： 规范宪法 宪法释义学 部门宪法 。同时，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在显露其优越性的同时，亦会存在局限，同时也会遭遇继续发展的现实桎梏。
政治宪法为我们深刻理解和全面透析中国宪法提供有益视角，但这种方法迄今为止也仅限于理解，在理解了中国宪法背后的政治成因后，中国宪法究竟应迈向何方，政治宪法并未提供明确指针。在韦伯看来，法律的实质理性是从终极价值中演绎出的活动规则，而形式理性则是一种排除道德、宗教、政治等价值的客观理性，具体表现为法律内在的逻辑关联以及目的上的可计算性。
从这个意义上，规范的形式理性同样是评价和衡量宪法实质理性的重要指标。而这些释义学努力同样唤起人们对于宪法的规范属性，以及宪法规范形式理性的关注，并在司法审查阙如和进一步的修宪尚未启动的情形下，在学理上尽力地补强宪法规范的形式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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