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不是仅依靠单一经济主体就可实现的，相互依存能够创造相互联系的条件，更有利于促进各方利益的协调。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家电生产过剩，相互打价格战，当时四大家电巨头南下广州签订停战协议。二是坚守阵地，与寡头企业打持久战。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用不着低于成本定价：当产品供不应求时，它会进一步提高价格。我说寡头企业不可能长期勾结，理由简单：若寡头企业低于成本定价，根据供求原理，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市场需求会大幅度增加。若要维持勾结定价，寡头企业就得不断扩大生产（供给），可产品销售越多，亏损会越严重。回头再说掠夺性定价的前提。问题就在这里：假定甲、乙两个强势企业分别为该行业的老大和老二，若甲企业为了打压中小企业实行低于成本定价，代价当然是自己亏损，而让乙企业坐收渔利。
不过，结果大多弄巧成拙、事与愿违。可竞争对手和你生产的是同一产品，怎会不知道你的信号是假的？若中小企业知道你的信号是假的，自然不会退出市场。（三）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 为提升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中国要在数字技术标准和产业标准制定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数字技术的出现有助于破解传统情报分析的局限性，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区块链等技术使数据具有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等特征，能够确保交易数据的真实可靠。流动要素、参与国际贸易的行为体、贸易方式等的复杂变化使国际贸易监管更加复杂，引发了安全挑战，增加了贸易治理的难度。在数字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全球经济信息交换、经济风险防范、经济危机应对和政策效能评估等过程将因数字技术而发生深刻变化。(本文发表于《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2期。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当前，中国已经跃升为数字经济第二大国，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受益于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人们不仅可获得更为充分的应对危机的数据，而且可以借由这些联系更加紧密的数据较为全面地掌握危机状况，并给出更科学及时的应对方案。尤其是在全球产业、贸易、货币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全球经济治理面临更加复杂的治理环境，给国际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治理客体上，数字技术拓展了全球经济的治理空间，丰富了全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发展治理等领域。但是，全球货币金融治理也将因此面临新的挑战，货币金融监管更加困难。
二是推进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支持创新能力较强的数字企业发展。三、数字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策略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不断夯实实力基础的同时，中国要积极参与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三是完善数字经济的国内法律治理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从治理客体上看，数字技术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空间，使全球产业治理、贸易治理、货币金融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从治理手段上看，数字技术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从全球经济信息交换、风险防范、危机应对和政策效能评估等方面引发了全球治理变革。
（一）全球经济信息交换的数字化 经济信息交换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和前提，是推动协同治理的重要动力。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经济治理也因此进入新的历史时代。
（二）参与和引领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国，中国不仅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还要在全球数字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作者：徐秀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数据确权制度、数据安全与保护制度、数字产权交易制度、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的数据创新治理将成为全球产业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新技术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在可持续发展治理领域中，气候变化、环境破坏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都是全球性的，应对这些问题也需要开展全球合作，因而需要各个国家更加广泛地共享和分析相关数据。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推动构建数字经济联盟。
三是威胁金融稳定，甚至侵蚀国家货币主权。为适应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形势和新变化，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中国要进一步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经济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
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当把握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改革和创新进程中面临的新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参与和引领数字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另一方面，中国要主动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议题谈判。
（三）全球数字货币金融治理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国际支付结算运行模式不仅不依赖中心化的机构，而且由于具有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的特质，能够为支付监管和隐私保护提供有力支持，同时推进全球货币体系去中心化趋势。二、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路径创新 数字技术不仅使过去无法实现的治理分析路径成为可能，而且在信息爆炸时代，这种路径创新更有其必要性。
数字技术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同时，数字贸易发展也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挑战。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对包括非结构化数据在内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使政策评估更接近现实情况。但是，数字经济也会加剧数字鸿沟，给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一、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空间拓展 数字技术进步及其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广泛应用拓展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空间。在产业治理中，以区块链、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能够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新产品的快速推出以及物流和分销碎片化带来的产业链运营压力。
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各国通过电子信息交换可提高货物和运输工具的进出境通关效率，增强贸易数据可信度，助力数据稽核比对来精准打击低报货值等违规申报行为。三是人工智能强大的分析能力使解决传统金融分析和情报分析无法解决的问题成为可能。
作为信息载体的数据和工业时代的土地、劳动、资本、技术一起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并成为产业数字化的核心。从治理手段上，数字技术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路径创新，并体现在经济信息交换、经济风险防范、经济危机应对和经济政策效能评估等过程与领域。
现阶段，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和举措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所需的技术基础，尤其是推动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既是数字时代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也是中国参与数字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要求。二是大数据使数据和信息更加丰富、完整以及具有更高时效性。（二）全球数字贸易治理 数字贸易的发展给全球贸易治理提供了便利。
当前，中国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反映了中国主动对接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鲜明立场，并将为提升自身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奠定重要基础。金融领域治理更需要依托数字技术的应用。
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既是本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延伸，也是引领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制定的前提。在气候治理中，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直接降低传统经济活动中的碳排放，也可以通过数据摸底、情景预测等宏观管理路径来助力碳中和等气候目标。
通过容忍、接受大数据的混杂性、不精确性，并运用分类或聚类等方法分析混杂数据，可实现对政策效能的快速判断。中国应当主动参与和引领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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