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笔者看来，宪法解释的融贯性就是要让宪法解释的结果符合宪法核。
⑥我国刑事立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很大，有的犯罪法定刑既可以是死刑，也可以是无期徒刑，还可以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可以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事立法又没有规定相应的适用具体刑种的事由。检察机关所行使的监督权，实质上是受人民代表大会的委托行使的。
美国的最高法院在20世纪以后继续扩展原告资格，提出了私人总检察长的观念，并指出:国会有权授权总检察长对于任何政府行为均可以请求司法审查，以保护一般公众的利益。由此决定，法律监督应当包括对被监督事项的知情权、对获得的法律实施情况的审查权、对违法犯罪情况的调查权、启动特定监督程序的权能等。但在对行政权的监督中，现行的检察职权配置模式中，只有职务犯罪侦查体现了对行政职权的事后监督，通过对构成职务犯罪的行为的查处，审查核实国家公务人员是否正确履行了法定职责，是否存在利用职务便利牟取私利或者滥用职权的行为。3·赋予检察机关行政公诉权，符合诉权理论的发展趋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惩治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国际法依据。
实践中所以存在法律监督不力、监督不准确、监督效果不如意等问题，缺乏对法律实施情况的全面掌握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法律制度上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对被监督事项的知情权。﹝21﹞借着这个限制，法律的安定性得到保障。
﹝45﹞ 参见陈慈阳：《论宪法核心部分理论之实证化及其难题》（上），《中兴法学》第39期，第27-84页。体制所形成的门坎，德沃金称之为结构性的强制或者陈述的一致性，不仅限制了法官，也使得人民不必担心会在法庭上遇上过大的惊奇意外。法的各部分之间的秩序是由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正如Rabinowicz所说，一种合理的高度复杂性给予了额外的安全性，使这个环更加强壮，更不易于被摧毁。
再次，法释义学使法成为一个体系性的整体。﹝24﹞由此可见，德沃金的融贯性解释理论就是要求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必须与体制中（反映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的）的价值观念相一致，从而避免法官将个人的价值观输入到法律解释中。
﹝41﹞ 由于宪法核本身是实定宪法的一部分，那么，对实定宪法的解释不能违反实定宪法的一部分，这是否 会导致一种循环论证？但是，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只有从规范出发，才能避免价值诉求变成法官的恣意。但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改成了无产阶级专政，1982年宪法虽然恢复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但并没有明确将资产阶级作为人民中的一员。这需要在权利和反向原则（counter-principle）之间进行衡量。﹝26﹞在文章伊始，他就指出，宪法学出现了多种理论旗鼓相当（commensurability）的问题，有五种宪法论证在宪法解释上都被认为是正当的：基于宪法文本的文义、需求、历史内涵的论证、有关制宪者意图的论证、基于寻找一种对特定宪法条款或者宪法文本整体能进行最优解释的宪法理论的论证、基于司法先例的论证、有关正义或社会政策的价值论证。
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10]该文将二者的关系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推进法治与发展、改革、创新都是目前的重要任务，都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总目标的硬道理。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民如何有效监督政府。
本杰明．内森．卡多佐认为，法律必须稳定，但不能一成不变。法治政府最本质的要素和特质是为人民服务，为行政相对人服务。
而法治对策研究是在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的基础上探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途径和解决各种相应法律问题的方案。加快体制、机制和制度改革，不断营造在发展、改革、创新中坚持法治、推进法治的社会环境。
[19]美国大法官本杰明．内森．卡多佐指出，现行的规则和原则可以告诉我们现在的方位、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经纬度。（三）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平衡法的安定性、稳定性与改革、发展的变动性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学者的一般观点是：法的安定性与改革、发展的变动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14] 本节的内容曾在《法制日报》2011年6月8日第9版上发表，本文引用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添加了若干注释。[13]关于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关系，笔者认为，保障对公民需要的所有服务，所有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但政府却不是公民需要的所有服务，所有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21]我国行政法学家罗豪才亦提出，法律不限于硬法，还包括软法。[2]由此可见，要使法治真正在中国的国土上实现，使法治从口号真正变成现实，必须进行扎扎实实的法治对策研究。
[20]《法律的理念》的作者丹尼斯．罗依德指出，法律是处于不断变迁和演进的过程中，虽然它的大部分的演进，肇因于立法机关制订的法案，可是法官和法院在发展新法，并使它切合社会需要方面，却功不可没。[24]笔者同意法的安定性与改革、发展的变动性应坚持统一和平衡的主张：改革、发展的目的是建设法治，实现人的自由、幸福，而法治又是改革、发展的保障，既保障改革、发展的顺利推进，又保障人们所推进的改革、发展的方向正确，不偏离改革、发展的本来目的。
夜晚遮风挡雨的客栈不是旅行的目的地。[23]为了消除现行法律与改革发展的冲突，有学者提出良性违宪，良性违法的主张，认为只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改革、发展，其虽在形式上违宪、违法，但却符合较所违之宪、所违之法的更高的法。
该文还进一步提出，为在发展、改革、创新中坚持法治、推进法治，应通过多种途径、形式，培养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公职人员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12]这意味着，我国行政管理模式将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对策研究应在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可以说，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依法执政，就没有依法治国，就不可能有法治。这种转型涉及民主与法治的诸多理论问题，如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关系、服务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服务与规制的关系、服务与法治的关系等。同时，也只有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达，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建成和正常运作。
[3] 彭真：《在首都新闻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4年4月8日。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找到实现我国行政管理模式和整个社会治理模式顺利转型，建设新型法治国家的道路。
另外，执政党保障自己依法执政的执法机构与国家的执法、司法机构应是什么关系，法律如何对这些关系进行调整，等等。丹尼斯．罗依德指出，有人相信在不同社会各种法律体系之上，另有一种足以裁判人为立法的高层次法律存在。
在某种极特殊的历史阶段和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旧的法律严重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且社会又不具有正常的立、改、废的条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超越法律进行改革，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市进行的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改革，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光讲法治而不解决如何建设法治和发展法治的问题，法治只能成为看起来很美的口号，而不可能转化成现实。但是，学术研究和对策研究同时要有理性，应该用理性去激化激情和制约激情，特别是制约激情（包括学者自己的激情和民众的激情），没有理性制约激情，研究就可能走火入魔，研究成果就可能误导决策者和民众。至于对策研究，例如法治与发展的对策研究，其虽属社会科学的范畴，不可避免地会或多或少地渗透一些价值判断，但不宜过多地进行价值判断。没有激情，研究就难以深入，难有创新。
《法学方法论》的作者卡尔．拉伦茨指出，在立法准备工作上，法学有三方面的任务：其一，将待决之务当作法律问题清楚地显现出来，并且指出因此将产生的牵连情事。理论法学研究可以与制定法保持较远的距离，但法治对策研究却不能，它必须照应现行制定法，在不违背现行制定法的前提下探讨最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
（四）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处理激情与理性的关系？关于学者在科学研究中应如何处理激情与理性的关系，人们一般认为应二者兼备：激情与理性缺一不可。[9]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此言出自阿克顿爵士1887年4月写给曼德尔.克莱顿主教的一封信。
因此，科学在解决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后，还应该研究一下应该是什么和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要对这些课题进行真正科学的研究，找出切合实际的答案，必须遵循正确的进路与方法，特别是要在法治对策研究要不要进行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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