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的变革反映了美国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理念的转变，也昭示了其力图将长期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场外衍生品纳入政府监管范畴的决心。
金融风险防范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正在推进的全面改革进程中，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各项目标可能存在一定冲突，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加剧的倾向。如果投资者能够了解并且理解这一事实，可能就会作出不一样的投资决策。
不过根据最新统计结果，有近四成P2P平台存在问题，跑路事件频繁发生，这一金融创新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非法集资的代名词。那些接受承诺的人，也知道承诺有可能遭到背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一旦集中爆发会波及面很广，从局部扩展到全部，不仅整个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甚至可能冲击实体经济，进而形成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这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但如果这些风险无法有效地分散化解，而是可能蔓延扩散，造成无法控制的后果，则称为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在金融业的语境内，防范金融风险的目标及其所采取的行动，是跟我们自身承受力的高低，或者经评估认定的底线的高低密切相关。
我们从理论上和过往的经验中预计这些风险可能造成损失，如果这些风险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加以分散化解，则并非我们的担心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国家高调地布局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反倒可以帮助金融部门拓展业务，寻找新的增长点。由新兴经济体所主导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从初始就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强调体现平等、包容与互补精神，这与世界银行和IMF所遵循的大国主宰、小国从命的中心—外围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IMF的救助方案中，往往强制性地要求受援助国接受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包括紧缩财政开支、大规模私有化、汇率改革、贸易自由化等。在大起大落的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与外汇风险显著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贸易的正常活动，并导致资本的跨境无序流动。例如，根据IMF规则，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投票份额通过率，这也就意味着拥有16.74%投票权的美国对所有重大事项都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首先，将单一主权货币美元作为国际基准货币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之一
新型机构彰显平等与民主，促进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渐趋完善。凭借强大的制造业、贸易与航运优势，英国建立并主导了以金本位制为标志的全球金融体系。
单极的国际金融体系必定建立在主导国超强的经济实力之上，而随着主导国经济实力的衰落，国际金融体系也必将走向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变迁正是国际经济格局不断调整的反映。此外，美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以上，黄金储备约占资本主义国家的六成。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重心已由过去的G7演变为现在的G20就是典型的例证。尽管2010年IMF执行董事会早已通过份额改革议案，增加新兴市场国家6%的份额，其中中国的份额计划升至6.39%，但随后美国国会否决了这一提案，令人颇感失望。
国际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变化，由此推动全球金融权力格局、运行规则以及组织机构发生变革正当其时，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雏形初步显现，主要体现为：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日益多元。同年10月24日，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倡导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主要致力于支持成员国机场、铁路、港口、公路、电信、电力电网、油气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在现行体制下，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并存，它为国内经济政策提供了灵活性与独立性，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最后，如何处理与传统金融体系尤其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它地区开发银行之间的关系。
在IMF的救助方案中，往往强制性地要求受援助国接受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包括紧缩财政开支、大规模私有化、汇率改革、贸易自由化等。近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演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拥有超强的制造能力且控制产品上下游增值环节、拥有强劲的国家竞争力并获取巨额黄金及外汇储备的基础上，本国货币信用才能被各国所自然追捧，并逐步成为国际基准货币，由此建立以本国货币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取得国际金融秩序与治理的主导权。
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正在通过自己实际行动的示范效应倒逼现行国际金融治理制度的改革。但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仍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所控制，反映的是依然是二战后的金融权力格局，与近年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十分不匹配。
按照名义汇率折算，目前中国的GDP已占全球的13.7%，而在IMF拥有的投票权仅为3.65%。美国通过享有发行国际货币的特权支付其进口贸易和进行对外投资，并通过其扩张性货币政策制造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以刺激经济增长，并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外部效应。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牙买加协定》，标志着全球经济进入浮动汇率制的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然而，一战的爆发导致了国际金本位制的终结，战争大大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实力，英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870年的31%下降到1913年的14%，而美国则从23%上升到38%。首先，将单一主权货币美元作为国际基准货币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之一。人民币已符合进入IMF特别提款权（SDR）一揽子货币的标准，有望成为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
目前全球有近15个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中国央行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离岸人民币存款超过2万亿元。金砖银行的建立采取了平摊初始股权、行长由五国轮值出任、五国在成立之际各扮角色的平衡做法，为未来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深化货币与金融合作开创了有益的典范模式。
战后各国纷纷实施金汇兑本位制，除英联邦国家与英镑形成固定的比价关系外，许多国家都确定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关系，国际金融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尤其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根据IMF规则，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投票份额通过率，这也就意味着拥有16.74%投票权的美国对所有重大事项都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从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变迁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经验与规律？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又将如何？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而言，将在国际金融新体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应做出怎样的战略安排？ 近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变迁 近现代的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英国主导的以金本位制为标志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期，二是美国主导的以美元本位制为标志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期。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国内流动性过剩加之缺乏有效、审慎的金融监管导致了战后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金融危机。
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已经衰落，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相继崛起，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保持持续、强劲、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已成为大势所趋。第三，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拥有决策与议事的垄断权，并在业务中推行政治附加条件与西方教条式的价值模式。这无疑将扩大SDR货币篮子的代表性，提升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同时也表明人民币已经具备了成为国际交易、结算、储备和投资货币的基本条件，并将发展成为维护全球金融公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这将在欧元、日元国际化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摆脱依赖单一主权国家货币创造有利条件。中国无疑将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实现国际货币与金融治理改革。
在大起大落的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与外汇风险显著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贸易的正常活动，并导致资本的跨境无序流动。它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汇率安排的多样化和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所倡导成立的金砖银行、应急储备安排、亚投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构成了与现行由美欧日主导的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平行的新体系，这既是对后者在融资安排上有益的补充，也对其形成了制度性的竞争与冲击。这些国际金融组织依然是当前最有权威与影响力的机构，新兴金融机构要与它们形成良性的互动与竞合关系，而非政治对抗与争抢业务和势力范围。
在连续爆发七次美元危机之后，尼克松政府最终宣布停止向国外中央银行兑换黄金，这标志着运行了27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了二战前国际金融领域中的混乱局面，避免了汇率竞争性贬值。
新兴经济体角色升级，国际金融权力格局更加均衡。【关键词】国际金融体系 金砖银行 亚投行 丝路基金 新兴经济体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及应付危机能力的不足，出于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失望以及加强南南合作、援助经济建设、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2014年7月，金砖国家集团宣告成立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同时建立应急储备安排。截至2015年4月15日，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达57个，包括英、法、德、意等发达国家。在亚投行的筹建过程中，作为发起者和最大股东的中国已经明确表态要兼顾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保障弱小成员的民主诉求与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能还要主动稀释自己的股份。
在多元化国际储备格局下，储备货币发行国仍享有铸币税等多种特权，容易导致由少数国家货币扩张和资产泡沫而引发的国际金融不稳定。中国先后倡导建立金砖银行、亚投行及丝路基金，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好评，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
鉴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国际金融竞争力状况以及外交总体战略，中国欲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首先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发展与强大。此外，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对经济危机有时反应迟缓，内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少国家与人士呼吁改革。
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呼唤着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如前所述，广大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与机构中的话语权不足，面对要求改革的强烈呼吁，美国依然固守着维护美元霸权的保守主义思想，千方百计阻挠与拖延国际货币与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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