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立法后另行通过决定确认立法的合宪性，还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确认相关立法的合宪性，都是在特殊背景下的孤例，时至今日，运用次数极少，未来是否有推广价值进而形成成熟的制度，还有待观察。
总之，在行政审批改革政策试验的当下实践中，各类许可创新工具叠加组合，试验设计方案环环相扣，试验程序与创新政策相互关联。其中，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已然为成本收益分析工具的使用提出了较为初步的要求。
市场主体对于改革试验所传递的放松规制的政策讯号最为敏感，譬如，针对涉企经营许可中许可承诺制、备案制的政策试验是否达到了激发市场活力的改革目的，市场主体能够作出直接评判。行政审批改革的试验流程下，证照分离一业一证许可承诺等诸多创新模式，均带有鲜明的放松规制特征，市场效率成为行政审批改革试验过程中的核心价值诉求。因此，未来对于审批改革试验程序的再造，应尽最大可能提升试验程序设计的科学性，确保试点区域的选择、试验嵌套方案的设计、试验信息扩散幅度的确定，以及量化评估指标的形成等，更加科学精准。最后，行政许可法第20条还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制度渠道。如前文所述，随着审批改革的深入推进，2018年，中央在国务院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的基础上，通过内部组织结构的优化，成立了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
譬如，对于证照分离一业一证等技术性较强的审批改革试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虽然能够汇聚和提供试验所需的组织资源，打破行政机构之间的藩篱，强化地方试点经验的示范效应，但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客观的评价能力，难以准确评估审批试验结果的可信性与推广度。伴随现代行政日益专业化的分工趋势，不同部门行政领域的试验属性千差万别，重设一个行政机构来对所有行政领域的政策试点进行统一调控，显然并不现实。改革开放后，舆论监督一词首先进入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中，其后，在权力监督的叙述框架内得到进一步重视。
[10]参见邓绍根：《从新名词到关键词：近代以来中国舆论监督观念的历史演变》，载《新闻大学》2019年第11期，第55—72页。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信息化水平差异、部门之间存在数据标准差异、基层平台建设亦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舆论监督需要建成与其他监督的衔接机制，以形成监督合力。例如，实践中经常把公众监督企业制造伪劣产品、安全事故等而表达言论也看作舆论监督。
纪检监察机关的提前介入为舆论监督的良性发酵提供了保障。2007年，十七大报告将监督体系向前推进，明确提出监督合力的概念。
同样地，对于舆论监督的相关信息，也可适用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基本原则，完成信息的分流。其二，在传播阶段，互联网大大提高了党务政务信息的传播效率，并提供了人民群众与信息提供主体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人民群众可以通过搜索等方式快捷地查询到相关信息。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还未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之前，舆论监督主要作为斗争的武器，以揭露敌人为主，舆论监督主要是党委主导下自上而下有组织的监督行为。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同样体现于舆论监督载体的变化上。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舆论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监督议题的受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一概念被着重强调。因此，政治生活中民主参与的扩大如果未能伴随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会引致社会混乱。对此，本文首先需要回应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下谈舆论监督以及这一语境下的舆论监督究竟是什么。注释： *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完善研究（22ZDA040）的阶段性成果。
[18]习近平：《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2013年8月19日），载氏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版，第154页。借助新技术，我们可以多渠道及时向公众公布调查的进度，如于举报平台同步案件的处理进度，或于涉案微博显示该事件已由XXX纪委监委介入调查，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民愤。
内容摘要：我国的舆论监督不同于西方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监督，媒体仅为舆论监督的载体，人民才是真正主体。[39]参见黄文艺：《权力监督哲学与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31—42页。
信息分析阶段，在完成前期舆论监督信息收集后，可借助算法技术对信息完成初步分析。然而，运动式反腐的缺陷在于欠常态化、欠制度化，这并不代表着纪委监委介入本身行不通，基于我国舆论监督未形成独立运转机制的现状，借助纪检监察的权威性完成制度化转化为应有之义。在这一过程中，倘若发现舆论监督信息欠缺真实性等情况，无需进一步立案审查调查时，应充分告知当事人、新闻单位初步核实的情况，以疏解当事人情绪，防止舆情进一步发酵。在引起关注环节，并非所有的监督言论都能得到足够的曝光率，引起广泛关注，这可能会导致部分监督言论难成气候。1.前舆论监督阶段：促进信息公开，防止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舆论监督工作面临的一大困境，一旦人们的信息需求无法得以满足，就会盲目地挖掘各类信息，相信各色信息来源，导致产生假舆论监督。综上所述，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能够找准舆论监督的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舆论监督群龙无首，从而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42]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邓小平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能够助力舆论监督有效识别监督重点。
而网络舆论监督的兴起，又带来了新的风险。就前者而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统一平台的建成与完善提供了可能。
第四，监察体制改革后，一改以往多头监督的情况，为舆论监督的衔接提供了可能。值得注意的是，为便利当事人，纪检监察机关应借助自身在监督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对监督信息一并接收（被动）、收集（主动）后向有关部门移送处理。
第二，纪检监察与舆论监督均面向所有公权力，在对象上高度契合。[64]参见龙钰：《互联网扩张背景下的权力监督》，载《理论月刊》2018年第10期，第96—101页。因此，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思考舆论监督，为舆论监督找到中国化道路，不仅仅是舆论监督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更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成与完善的根基。胡锦涛也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
舆论监督本质上是一种公民权利，来自于国家公权力之外，其作为权利性监督，本身是一种软性监督，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应。我们应充分利用好新技术手段，以技术赋能舆论监督。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党对舆论监督的领导，决定了舆论监督的方向与功能，也为后续赋能舆论监督提供了制度可能。
本文也将更多着眼互联网时代人民作为直接实施主体的新型舆论监督。（一）表象与实质：媒体为载体，人民为真正主体 舆论监督的真正主体只有一个——人民。
在完成上述信息收集环节后，还需在信息受理、分析、研判、处理等环节做好有序衔接。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175条就规定了信访举报部门告知受理情况、反馈处理结果的相关期限。[45]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要做到耳聪目明，离不开其中舆论监督发挥出的基础性作用，即舆论监督能够提供巨量的线索信息。
[35]本书编写组编著：《〈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54页。综上所述，党的领导对于舆论监督的内容及形式发展均具有强推动力，舆论监督工作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基于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殊性，谈舆论监督，我们必须关注本土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法治资源，脱离党的领导谈舆论监督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关协调。舆论监督体系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提高，能够从一定程度上遏制公权力部门不依法定程序干预、管理舆论监督的行为，从而确保舆论监督的质效。
事实上，在域外法上，并无明确的舆论监督这一概念，西方的新闻媒体监督被誉为几乎独立的社会权力，其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相并列而存在，被称为第四权力。（一）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助力于有效识别舆论监督重点 如前文所述，本文的论域限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舆论监督，其重点在于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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