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宪法通过提供完备的公民基本权利清单为国家制度执行提供了根本的价值尺度，这十年来，无论是通过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还是确认、识别新兴的权利，宪法提供的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及其解释空间，日益成为最重要的根本法标准。
其实，1918年苏俄宪法对魏玛宪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我们需要注意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变化，需要注意国家和社会赖以存续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础的变化。
一是在物质基础上，五四宪法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积累。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以主观主义的态度来苛求历史，更不能歪曲编排历史事件，而是应当尊重事实，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和评价历史，承认历史的局限性，虚心反思和改进我们的工作。这是一个革故鼎新的过程，国家制度也在摸索和变革之中。五四宪法制定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其文本内容所所承载的现代民主法治理念以及一些具体制度规范，至今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时对五四宪法的性质定位就是过渡宪法。
我们也要注意社会分层问题。对于二者的关系，借用一个当前比较时髦的词，不能相互内卷。此外，草案还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对于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也有权做部分的修改和补充。
草案明确地宣告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动员人民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而艰苦奋斗。它有利于国营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加强中外经济合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草案改变了国务院的组成和领导体制，减少副总理人数，设国务委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务院的职权，这一切反映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果。草案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④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在对内方面也需要设置主席代表国家行使公布命令等权力
追溯其概念生成过程，对之展开起源之辨，无疑大有裨益。即便通过人海战术完成了这种大规模收集，也不可能继续通过人海战术来实现信息分析，以达到信息整合利用之目标。另一方面，它一般不会造成相关个人知识的大规模泄露，尤其是其他组织机构或个人利用相关知识，去打扰或侵害具体个人的现象相当罕见。比如数据处理者如果恣意将掌握的张三的个人数据传输到办公室公用计算机上，致使办公室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登录该计算机而读取到张三的个人信息，而所读取出来的恰恰又是张三写给其女友的情书这种隐私性个人信息。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法学研究中不宜将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等同视之，法律人需要为不同立法概念的有效区分提供应有的学理基础。实际上，两者在具体内涵、权利话语等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不应等同视之。有一定比例的侵权行为同时构成了对个人信息权和个人数据权的侵犯，但也有一部分侵权行为只对它们两个中的某一个构成了侵犯。在如今互联网科技时代，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与人的尊严息息相关。
显而易见，物理性存在的书本逐渐失去作为个人信息重要载体的传统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数据。国家立法的出现，使得个人信息开始受到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提供和公开的过程中，任何人都有选择的空间和权限，对于特定的私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他既可以选择不提供、不公开，又可以选择附条件地提供和公开，还可以选择无条件地提供与公开。(二)无意识地将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混为一谈 与明确断定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两者之间没有差别相比，将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似乎更为普遍。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除各国政府的巨型数据库外，不少的新兴互联网科技公司也开始收集并处理其用户的个人信息，而且这些科技公司还有不少是跨国公司，用户不限于本国而是全球性的，用户数量不是几千几万，而是多达几亿甚至几十亿。例如，谁能看到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将被用于何种目的，信息被转化为数据后进行储存本身是否安全，等等。《数据安全法》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对信息的记录,而《现代汉语词典》对数据的解释是进行各种统计、计算、科学研究或技术设计等所依据的数值。然而，在法学研究中忽视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之间的差别，将二者混为一谈，视为可以相互指代的同质概念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可能会对实务界的立法实践造成一定消极影响。两者的权利话语不同，只有严格区分它们各自的权利客体，才能准确地诉诸对应的权利话语，以有效开展相应的权利救济。正是为了防范公私法人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任性或滥权行为，《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才赋予自然人相应的权利，以维护或救济其在个人信息上所享有或保留的权益。
四、权利之辨：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的权利话语 法学界在讨论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时，重点在于如何通过立法和司法的手段，来正当有效地保护每个人的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概言之，对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予以辨析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个人数据的无体化存在形态所创造的移动携带优势，绝不是个人信息所能比拟的，数据携带权堪称人类计算机技术造就的一种颠覆传统权利形态的权利革命。而个人信息则是符号所反映的内容，强调的是主体之人对于个人数据的认识，因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必须以法律的方式对个人数据实施严格保护，以惩治随时可能发生的通过个人数据实施的侵权行为。所有的知识都需要借助于某种载体来呈现，因而，作为知识的个人信息离不开作为载体的个人数据。
而在计算机和互联网科技时代，在有关个人知识的记载、储存、传播及利用方面，普罗大众与社会精英是一样的。从其隐含的权利话语上看，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的差别亦显而易见。个人信息是神而个人数据则为其形。个人数据是人类发明的一种符号，不以人的认知不同而不同，因此客观性强。
现实中的人是由生物细胞组成的，而数字人则是由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组成的，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就是构成数字人的数字细胞。总之，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是个人尊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对基础性个人信息的处理，是时刻都在进行着的不间断过程。既不能无视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将它们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概念，也不能无视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将它们视为同一个概念。
在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两个概念不作区分的语境下，这两种观点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从日常生活中的有效沟通到经贸往来的顺利展开，都不离开基础性个人信息的提供与公开。
还有观点认为，数据共享也可能是一种个人信息的收集、储存、利用问题。为此，法学界应认真对待这两个概念，揭示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为当下的法律适用及未来的法律修订提供足够的法学理论支撑。对于这种符号性、代码式存在的数据，传统的物权或财产权保护模式就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数据由此成为一项独立的法律规制对象与保护客体。五、结语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得人类进入了史无前例的记忆工业化和记忆客观化时代。
当然，有时候侵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可能会同时对另外一个构成侵犯。质言之，面对特定的他人、私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任何人对其个人信息都享有较为完整的控制权。
这种自主决定权和控制权之所以不是绝对的，是因为各级政府机关等公法人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对于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依法行使收集、储存、使用和加工等权力，对此任何人都无拒绝的权利。因而，作为法学概念的个人信息诞生于1970年代。
毕竟，既有理论研究成果能够为立法工作提供十分重要的参考，是立法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而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立法是难以想象的。在当今世界，个人信息最基本、最主要的载体是个人数据，通过这个现代化的载体，个人信息从收集、储存、加工、公开到分享都异常便捷高效，这是书本等传统载体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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