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个人愿意对信息处理作出宽泛同意的授权，有的则只接受特别同意。
政府的激励性手段包括通过绿色政策调控，激励企业进行绿色生产，提高企业竞争力。企业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就需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解决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活动，不断减少环境污染，这样企业就会成为对社会负责的企业，消费者与社会公众就会对企业的产品有认同感，企业因而会获得非常良好的社会声誉，以保证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有利于在整个社会形成环境保护的正向效应。
因此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人们利用有限的智识，追求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协调与融合，既满足环境保护的需要，又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绿色采购指的是政府通过自身庞大的采购力量，对环境负面影响产生较小的环境标志性产品优先购买，促进企业改善影响环境的行为，对社会大众的绿色消费起到示范和推动的作用。二是优化环境治理的效果。企业的营利本质决定了企业对成本——收益更加敏感，企业主动守法，积极接受政府为其提供的守法援助或技术指导，采用表彰、优惠、补贴、税收减免等灵活的市场机制增加守法收益。对此，笔者认为，政府的角色应从命令控制者向服务者、激励者和监督者这三个角色转变。
而是应当转变为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者，为了人类社会的健康生存与发展，把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主动承担起治理环境的责任。在环境法领域，政府的干预更多的是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体现，政府在履行这一职能时，其角色定位不可能再是一个管理者，其只能用引导、激励的手段去激活缺乏利益驱动的公共产品市场和基础薄弱领域，以一个服务者的身份去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零容忍是治理腐败的一种社会政策。
反腐败零容忍要求既要对各种违规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坚持严厉打击的原则和态度，也要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不允许任何一次哪怕是轻微违规的遗漏。[5]不过，更多的论者在腐败行为的意义上理解腐败。只要逾越了零这个标杆，就要依法依纪严格查处。《国家监察法》的出台，标志着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反腐败的专责机构，其可以依法调查、处置触犯国家法律的腐败案件和违法犯罪行为。
三是细化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强化阳光政府建设，实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18]参见邵景均：《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2期，卷首文。
而且，运动式反腐更加注重通过刑罚方法的强制力对严重的腐败行为予以事后惩戒。[6]再如，腐败包括一般腐败行为和腐败犯罪。随着反腐败的不断深入，一些外逃贪官和将资产转移至国外的贪官成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工作重心之一，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实现国内法律与国际公约的有效衔接，积极与其他国家缔结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及引渡条约，完善相关的程序与证据规则，尝试建立缺席审判、财产追回等配套制度，绝不让腐败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到便宜。可以说，零容忍政策为反腐败斗争提供着宏观上的指导，在坚持从严惩治腐败行为的同时，扭转了过去权力反腐的腐败治理模式，成为我国腐败治理模式的重要转折点。
从笔者查询和阅读到的资料来看，目前关于零容忍反腐败政策的认识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对腐败本身的理解。物必先腐，其后生虫，反腐败零容忍的法律制度和监督制度等都是外在的约束，而要想全面根治腐败现象还要着眼于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促使领导干部不想腐。明白警察机关的态度而不敢为所欲为。这一宣言以鲜明的态度表明腐败有害、腐败可耻的认识与观念，明确宣示不管是什么形式、什么程度、什么原因的腐败，都必须有腐必查、惩腐务尽。
因而，破窗理论强调，如同犯罪行为(包括轻微犯罪和重大犯罪)一样，任何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都会给公众造成恐惧感。将反腐败视域下的零容忍基于刑事实体规范理解，自然将零容忍作为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来定位。
应该说，刑事打击是治理腐败最有效的手段这一思想根深蒂固，即便是在零容忍战略提出后，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论者认为，零容忍是一项刑事政策，其应该充分体现在反腐败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当中，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降低腐败犯罪的入罪门槛。基于刑事实体规范理解反腐败视阈下的零容忍，往往把零容忍与贪污贿赂犯罪的认定联系在一起，如所谓反腐败零容忍，就是主张废除刑法对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的入罪数额、情节要素的规定，只要实施了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无论数额多寡、情节轻重，都应作为腐败犯罪予以惩处。
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该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三)零容忍是引导公众自觉抵御腐败的重要举措 破窗理论告诉我们，完好无损的建筑物给人管理完善、钻空子困难的感觉，而受到破坏的建筑物不能得到及时修复，则容易引发破窗效应，导致一系列更严重的破坏行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首先要通过经常性、制度化的法律培训和职业伦理培训、廉洁度考评、法律知识和廉政知识竞赛、正反典型报道等多种形式开展反腐倡廉和警示教育，培养公职人员崇法尚法、懂法守法的法律意识、廉洁自律的意识和奉公守法的情操，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的行为，在自己的头脑中筑起抵御腐败行为的防线。只有在法律体系意义上认识和完善反腐败立法，才能真正发挥法律在防控腐败方面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国家监察法》)出台以后，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了反腐执纪权和执法权的有效衔接。加强制度建设，首先要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直接影响着个人价值观的选择。过去反腐败斗争中调查处置权分散是腐败久攻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级、各类腐败行为查处部门要严格执行党纪国法，不因位高而保留情面，不因面广而法不责众，不因恶小而不惩，不允许网开一面、法外施恩的情形发生。这种氛围极易使公众对警察和政府失去信心，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对正义、对社会责任的正确认识。
【注释】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吉林大学犯罪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尽管目前党和国家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要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必须继续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
[19]参见张用建：《零容忍惩治腐败的路径方略》，《学理论》2015年第20期，第14页。[1]所以，只有从各种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治理入手，才能有效遏制犯罪的滋生和蔓延。与我国不同，新西兰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展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将公共行政模式转变为侧重成效和自主管理的公共管理模式，政府精简机构，强化绩效责任，且将政府相当一部分的职能转移或下放给半官方或民间的机构，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架构。围绕民主决策、制度设计、程序安排、干部任免以及责任追究等管理重点，形成制度链条，最大限度地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
综上可见，一般意义上的零容忍是一种打击犯罪的指导策略，其基本主张是警务工作应当以积极主动和强硬姿态应对轻微违法犯罪，以便让各种潜在的犯罪分子明白违法犯罪的机会较小，而受到处理和干预的可能性极大。零容忍反腐败，既是从源头上、从全局上出发，更加有效地遏制腐败滋生蔓延势头的现实需要，也是以最大程度地发现腐败、惩治腐败，回应民众期待，维护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进而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
[8]孙国祥：《腐败定罪零容忍之审思》，《江海学刊》2013年第4期，第133页。因此，从目前反腐败斗争的格局以及党和政府确定的总体战略考量，反腐败视域下的零容忍应在综合考虑党纪政纪与刑事实体法的基础上，作为社会治理政策理解。
[3]此外，十九大报告中也多次提到要始终坚持反腐败零容忍政策，这一政策已经成为我国争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一把利剑。在反腐败斗争工作中，应始终对腐败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切实将零容忍贯彻到腐败行为和腐败犯罪的预防和治理实践中。
立足于目前反腐败斗争的格局以及党和政府确定的总体战略考量，反腐败视域下的零容忍应作为社会治理政策理解。查处腐败行为的及时性要求收到腐败线索、发现腐败行为后迅速做出反应，尽快查明事实。如腐败零容忍是指社会对各种腐败行为和活动不论其发生的具体情况和背景如何、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严查和惩处，不允许、不容忍任何官员有任何腐败行为，甚至是轻微的腐败行为都要毫不犹豫、绝不妥协地与之进行彻底的斗争，做到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使任何腐败行为都受到严厉的处罚。这方面除了要对反腐败刑事立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规政纪进行相应的调整外，还要尽快制定和出台关于明确腐败行为的范围和认定标准、全面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举报制度等配套的法律和法规，从而逐步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零容忍反腐提供坚实的保障。
[12]参见王秀梅：《论贿赂犯罪的破窗理论与零容忍惩治对策》，《法学评论》2009年第4期，第70页。[4]武暾：《浅析腐败犯罪零容忍》，《人大建设》2014年第5期，第45-46页。
[17]从近年来揭露出的许多腐败犯罪案件来看，信仰迷茫、精神迷失是促使行为人走上腐败犯罪道路的内在原因。如果对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心慈手软、治理不力，势必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政权的稳固。
[10]龙太江、晟欣：《中国实施腐败零容忍策略探论》，《求索》2010年第6期，第72页。[6]罗文剑、吕华：《零容忍反腐败的问题基模构建及实施对策》，《廉政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第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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