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记载为：开会议事，出席者不得少于7个邦的代表。
同时，1954年宪法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重视结合中国国情，在本土与国外经验之间保持了合理的平衡。宪草座谈会和地方单位对宪法草案初稿国家机构部分的讨论意见可体现出的外国宪法对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的影响。
这样可以避免与司法、监察、行政权相混淆。这个制度在公法上引起了一个新问题，即制宪权（le Pouvoir constituant ）本身的限制问题。〔[xxix]〕 其三， 宪法总纲。对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他认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是反映人民的呼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也是反映人民的呼声，所以是以人民选举出来的为好。在通过的1954年宪法中，这五个字被去掉了。
〔[xxxiv]〕 座谈会针对第24条提出：本条是否参照德国、捷克宪法的规定，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改为五年，使与主席的任期一样。同时，1954年宪法在参考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充分结合中国国情，力求在本土与国外经验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具体论证与理由请参见韩大元：《论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定权》，《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
因此，五四宪法最为核心的功能就在于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其他功能虽然重要，却都不是最主要的。[36]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共同纲领》是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颁布的，集中表现了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受到民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因此可以认为全体人民意愿的体现。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在表决通过宪法草案前，李济深、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21人发言。
[12]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实际上，通俗易懂的宪法更容易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拥护。
[33] 刘政：《1954年宪法施行三年后为什么被逐渐弃废》，载《中国人大》2002年14期。比如，国家主席的当选年龄是在比较实行总统制国家宪法规定的基础上确定的。但是，宪法对这些所有制的发展目标做了不同的要求，并且相互之间不乏紧张关系。五四宪法也是从这两方面体现民主精神的。
如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和会期方面，第三届全国人大任期从1964年12月到1975年1月，长达十年间只举行过一次会议。如果领导人有意哪怕无意的绕开宪法，即便违反宪法，无论是党的制度规范体系还是法的制度规范体系，都不能给出明确的判断，遑, 论承, 担违宪责任。[30] 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有自己法律——宪法》（1953年1月13日），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五四宪法颁布之后不久，1958年夏季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众所周知的史实是，在宪法起草初期，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开列了宪法方面的阅读资料，包括1936年苏联、1953年罗马尼亚、1952年波兰宪法、德国、1946年法国宪法、捷克宪法、旧中国1913年天坛宪法、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等。这不仅是刘少奇个人的悲剧，也是宪法的悲剧，更是国家的悲剧。
[48] 落实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应当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 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
在近三个月的全民讨论中，各地普遍成立了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培养报告员、宣传员，有组织地进行宪法草案的讨论和宣传工作。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三）弥补天衣之缝，真正实施宪法 五四宪法通过之前，毛泽东在评价这部宪法时曾就其不足讲过一段著名的话，他说：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这种主张在现在来看已经不甚合理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作为执政党提出的国家深化改革的目标，应当以宪法确立的国家任务与基本原则为依凭与方向。宪法宣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规定人民实现权力的各种形式和具体保障制度，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地方制度等等。
[44]这段论述提出了如何看待宪法自身的不完美的问题。宪法起草委员会的33名成员中，至少有21名委员去过苏联、美国、德国、日本或法国等国家，比如朱德曾留学德国和苏联。
制定《共同纲领》的目的在于凝聚各方面力量、取得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支持，在随后的几年时间中，它也确实发挥着引导新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纲领性作用。《决定》不仅第一次在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决定》是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角度来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
文革领导小组和革命委员会是一种超越法律制度规范与党的制度规范之外的权力机制，可谓第三种规范体系，具有高度的政治化与工具化、个人化等特点，其权力运行的结果不是建设国家，而是破坏正常的国家秩序。[3] 《共同纲领》是否是建国宪法，学界与不同的主张。
宪法所体现的民主精神主要体现在：一是谁来掌握国家权力。但建国大纲毕竟不能完成国家建构的全部任务，而且随着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主要满足的是建立政权的需要，并不完全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例如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在看到美国联邦宪法的草案后致信亚当斯、麦迪逊等人：其中有很好的条款，也有很坏的条款，他为宪法没有包含人权法案以及没有规定总统任期限制而感到愤怒。54宪法产生国际影响的重要途径是通过发行翻译文本。
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强调的是人的对立，宪法强调的是人在宪法下的团结。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五四宪法 制宪权 宪法实施 国家治理 。
五四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文本确立的基本法秩序受到执政党政策的强烈冲击，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四）五四宪法精神的复兴与宪法秩序的重建 七五宪法只实施三年便被七八宪法取代，后者在宪法发展目标、内容与规范性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完善，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五四宪法的原则与内容，如规定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在国家机构体系上恢复了人民检察院、以五四宪法为基础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
这部凝结全国人民共同心血的好宪法为新中国的国家建构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根本法保障，奠定了影响至今的宪政结构，但却不能防止文革的出现，在十年的动乱中几乎看不到宪法应用的作用。比如，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检察院上下级关系由原来监督关系改为领导关系，取消宪法中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规定等。
七五宪法完全背离了五四宪法的初衷，存在许多不科学的规定，是对五四宪法精神的一种否定，是将五四宪法陷于空置境地在根本法上的表现。1955年，当时的外文出版社出版了1954年宪法的英、法、俄、德、日等版本，而在此之前，1954年宪法的英文翻译工作就已经未雨绸缪。[37]这些辩证的分析和郑重的宣示，都蕴含着执政党和领导人、党员干部守宪、护宪、行宪的责任。在整个党的执政基础得到巩固，个人政治权威引向高潮时，限制政治权力的宪法似乎成为一种约束，给执政者带来不方便。
值得警醒的是，经过30年的社会变迁，缺乏尊重宪法文本的文化尽管有所改善，但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而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常年乱局，全国人民迫切渴望结束战争分裂状态，民众在情感上对国家有着强烈的向往，迫切希望成立一个稳固、强大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能够保护自己安全生活。
从文本的总体结构看， 八二宪法沿用了五四宪法序言外加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和首都四章内容的立法体例，但是将第二章与第三章的顺序对调，理顺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第三，五四宪法的内容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然而，将五四宪法直接定位于过渡时期的宪法，则超出了《共同纲领》的调整范围，实现这一根本转变的是在宪法总纲中增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可以说，五四宪法奠定了我国宪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与发展模式，它所确立的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中央国家机关组织体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多方面的规定都为后来的宪法所继承。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