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判决时的关注点 首先，明确了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和适用方式（第99条、94条）。
[15] 然而，梳理我国《反垄断法》关于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责任就可以发现，它的威慑力在整体上还是比较弱的。毫无疑问，当某个地方政府对合法的进口商品采取歧视性措施时，这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进口商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在相关市场上的公平竞争。
除此以外，国务院的这一意见的不足之处还表现为：它只是简单规定了自我公平竞争审查这一种方式，并没有对其他方式的公平竞争审查作出合理规定，同时，它没有对公平竞争审查的约束机制作出较为清晰的规定，也没有对公平竞争审查的激励机制作出合理的说明。[15]张昕：《垄断行为没收违法所得的美国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11期。[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首先，这种安排能对政府干预市场竞争作非常科学的均衡规制。除非能够通过列举的方式穷尽所有潜在的目标行为，否则对此就必然要使用一个条款来进行兜底以避免出现不同程度的遗漏。
事实上，除了我国《反垄断法》33条规定的五类情形以外，我国社会实践中确实还有很多以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实施的其他行政性垄断。如前所述，行政行为不同于商业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行政性垄断的立法不能只是要求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还应当对行政主体为了确保其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出现这类问题而事前必须采取的措施作出具体要求。[32]因此，被遗忘权不是一种隐私权，而是一种人格特质权，以帮助建立公众对个人的正确印象和表达。
法院在任甲玉案的判决中论及：工作经历在内的个人资历信息正是客户或学生藉以判断的重要信息依据，也是作为教师诚实信用的体现，这些信息的保留对于包括任甲玉所谓潜在客户或学生在内的公众知悉任甲玉的相关情况具有客观的必要性。破产免责是一种在财产关系上通过给予债务人谅解，允许其重新来过的机制。[25]个人身份或者说人格特性是一个叙事性发展的过程，以个人人格（personhood）为基础，在特定的限定范围内自由发展自我人格特性（personality）。郑志峰：《网络社会的被遗忘权研究》，《法商研究》2015年第6期，第58-60页。
[5]笔者不揣鄙陋，拟从欧盟对被遗忘权的相关立法出发，对被遗忘权的性质和功能定位进行解析，并对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被遗忘权的构建提出意见和建议。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回归被遗忘权的本质，即信息价值与人格价值的协调工具，以信息价值和生命周期的理论为基础和出发点，构建可量化的权利机制。
[18] 与此相关的还有再社会化权（Right to rehabilitation）。与此相反，被遗忘权则为已脱离信息自主权和隐私权控制的信息提供次位的限制机会，以避免信息主体因不准确的信息而遭受损害。形象、信用、名誉等精神人格，是随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积累而逐渐产生和丰满的。[33] 但是，与传统的人格特质权不同，被遗忘权所调整的是与现时人格特质不相符的过往形象。
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则有较多争议。为实现此种谅解，人的言行将会被遗忘。[68] 这些担忧和问题，是建立在《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这种模糊规范的基础之上的。（一）获得社会谅解的需求 被遗忘权所确认的首先是获得社会谅解的人格需求。
[28] Pino, The Right to Identity in Italian Private Law: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Judge-Made Rights, in M.Van Hoecke F. Ost (ed.), The Harmonization of Private Law in Europe, Hart Publishing, 2000, pp.225-237. [29] Norbeto Nuno Gomes de Andrade, Oblivion: The Right to be Different… from oneself: Re-propos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Alessia Ghezzi, Angela Guimaraes Pereira and Lucia Vesnie-Alujevic, The Ethics of Memory in a Digital Ag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67. [30]参见注[29]。[2]学界肯定并呼吁我国立法引入被遗忘权, 或者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现有规定将其予以保护的观点有之，[3]主张对其加以本土化改造为我所用者有之，[4]而否定其具有权利属性和立法上可行性的观点亦有之。
第六，异议审核和答复义务。前者是个人发展人格特性的能力，而后者是人格发展的结果。
首先，将被遗忘权与删除权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规定在一起，不仅会在理论上混淆两者的概念，更会在实践中造成适用上的混乱。[10]在Snapchat、点点虫等具有阅后即焚功能的网络通讯工具中，通讯内容的销毁也是基于信息主体的同意及控制。目前，我国学界对被遗忘权的性质主要有隐私权权能说、个人信息权能说、独立人格权说。但是，假设甲在40岁时决定参加政治选举。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息网络侵权解释》）第12条第2款规定，信息处理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方式公开合法获得的信息，或者公开该信息侵害权利人值得保护的重大利益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对被遗忘权所保护的人格利益具有包容性。第三，通过市场化机制使过时信息退出。
第四，关于纯粹个人或家庭目的使用信息的例外。被遗忘权并不是任意删除，也不是对个人信息、人生痕迹的任意涂改或掩过饰非，而是通过纠正网络时代的信息泛滥、过度便利和价值背离，保障每个人的人格得以自由发展，而不是生活在过往的阴影之中。
[46]第二，可供收集、处理的信息爆炸性增长。法院对人格特质赋予了更为实质性的内涵，即任何人享有的，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面对大众媒体）以适当的，至少是不被虚构或者扭曲地展现个人特质的权利，[28]或者可以将其界定为保持自我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oneself）。
《网络安全法》43条规定了信息主体的删除权和更正权。[49]但是，就被遗忘权所调整的个人信息而言，信息的价值又不可一概而论，因为信息的价值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
（三）与我国现有法律体制的契合性 关于我国是否可以引入被遗忘权，一个重要的讨论就是被遗忘权是否能够与我国法律体系相契合。此种权利被称为删除权。从这两类信息来看，通讯信息的目的在于形成一时性的信息传递，之后其价值即基本消失，信息处理价值即会低于人格主体价值，因而应当受到更多的目的性限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信息的使用场景是可变的。
一个是idem，意为相同性、相似性和/或连续性。海德格尔指出，对我是谁（Who am I）的拷问，其实质是我希望是谁（Who do I want to be），在存在意义上说，我是谁不是对个人现状的追问，而是对在既定限度内如何自我发展作出选择的问题。
另一类是用来展现世界的某一方面的信息，即知识，如以文字、图形、视频等形式展现的对于事物的理解、定义、形象、观念等。（二）信息类型与目的性限制 信息基于其目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用于信息传递，即通讯信息，如通话、留言、位置信息、登陆信息等。
[40]See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Handbook on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Law, Publication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4, p.15. [41]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Recital 141. [42] See Segerstedt-Wiberg and Others v. Sweden, No.62332/100, 6 June 2006, paras.89 and 90. [43]参见注[40]，第110页。（二）保持个人身份特质的需求 被遗忘权还来源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塑造和保持个人身份或曰身份特质（identity）的需求。
[14]因此，被遗忘权的权利化即为对社会相关价值判断的回应。[6] Viktor Mayer-Sch?nberger, Delete: 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72. [7]张才琴、齐爱民、李仪：《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开发利用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六）侵害被遗忘权的责任 信息处理者未能履行前述各项义务的，信息主体可以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把被遗忘权与删除权混在同一条文中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问题的。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该条例不适用于自然人在纯粹个人或者家庭活动的情形。被遗忘权源于自然人获得谅解、维持人格特质，以及保护人格尊严与个人生活的需求，以因应网络社会信息去中心化、存储永久化和获取便利化的挑战。
网络时代，由于信息存储的永久性和可获得的便利性，获取消退阶段的信息变得异常简单。结语 被遗忘权所保护的社会利益，并非网络时代的新生物，而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所尊重和需求的获得社会谅解、构建及维持人格特质以及保护人格尊严的价值。
[50]参见注[19]，第121-124页。[21]荷兰奈梅亨大学Mireille Hildebrandt教授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ur）的理论出发，认为身份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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