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命权的主体藉论证而扩张人的生命权，严格说来，只是自然人的生命权。
将人的独特性排除在外，人权就可能成为一种许多人并不需要的奢侈品。个人的独特性是人权标准确定的根基。
[17]法律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寻求典型、确立标准的历史。[19] [美]沃伦·A·西维:《过错:主观抑或客观》，林海译，载徐爱国编译:《哈佛法律评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32]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5页。[43]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脱离了行为人，就难以确定行为作为犯罪的要素所具有的具体意义。
可见，对私生活的保护是对所有人私生活的保护，国家不能对此设限，干预人们自治的空间。可以说，没有独立的不受他人控制的私人空间，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独特性的存在。正义原则之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它既规定过去，更决定现在和未来。
政治精英集团在进行社会治理时通常是出于每个人的意愿但却不止于每个人的意愿，因为，每个人的意愿是相似而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政治精英和公务人员是否拥有德性在政治活动正当性中具有优先地位。在这种意义上，秩序乃是最基础的价值系列。秩序含有空间性和时间性，在一个系统内，各要素在空间的排列组合可以有多种方式，但不同的方式却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排列有价值，有的则没有价值，有的甚至具有反价值。
判断社会是否在进步、个人是否在发展，主要视其实现这些价值的程度而定。这种管理活动原本是为民众、组织和政党（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但这些公共物品只有通过管理活动才能供给，于是就出现了管理的逻辑与价值的逻辑的关系问题。
然而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方式、道路和程度却是不同的，我们所讨论的，乃是一种相对为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方式究竟如何可能。而各要素先后出场的顺序也是有规定的，哪个优先出现，哪个次之，哪个最后出场，其效果也是大不同的，这便是秩序的时间性。我们可以通过如下两个定义分析权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Ⅰ。然而如何实现这些价值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践问题。
[8]我们根据公开的信息渠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五大元素：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行动前没有体制防范、行动中没有舆论监督、行动后没有制度处罚，以权谋私也就畅通无阻了。市场的孕育与成熟，培养了公民反思与批判的能力，当这种能力发展到足够强的时候，就必然对政治活动的正当性基础提出有效性要求。如只有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作被告，而抽象行政行为不可以作被告，就是体制性缺陷的一个重要表现。
然而，当集体利益的力量强过德性的力量，组织的成员们就会忘记作为个人行动之基础的德性而一同去追求那些虽对他人和社会不利但对每个组织成员却有利的利益，这种利益合谋现象既发生在经济领域也发生在政治领域。[9]在经济活动中之所以出现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情况，是因为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在交往或交换的意义上是平等的。
当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会通过资源的不同配置方式使平均值有极大差别，人类始终致力于寻求更好的社会制度和体制，以使社会价值更为丰富。德性之美与城邦之善乃是两种不同的善，其间的通约性关系极为复杂。
政治活动中的利己动机、利己行为及其后果问题则要复杂得多。于是，这一实践的意图要么是熟巧的意图，要么是德性的意图，前者指向随意的和偶然的目的，后者则指向绝对必然的目的。而上层建筑作为一种物质的力量和精神力量并非是本原性的，更不是在政党、组织和民众之外的力量，毋宁说，它们是三方或多方博弈的结果。拥有德性不一定导致正当，而没有德性往往导致失当。此时，国家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为人民服务是核心价值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工作方法，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党的最高宗旨。因个人占有的资源和掌握的机会远不如组织掌握的为多，因此，他所处理的与自己的欲望有关的事项，在难度和深度上要比组织容易一些。
所谓假象，是执政党并没有像它所期许的那样，一如荣辱观所承诺的那样，真正实现它为人民服务的目的。然而，由政治活动的使命和行政行为的目的所决定，公民所要求的是必然的、正当性的政治行动。
自由权利不是被证明的而是被承诺的、被设定的。体制性缺陷通常有两种表现，一是体制本身的缺陷，二是体制变迁过程中的约束空场。
我在这里是从个体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对价值进行分类的，尤其是秩序价值理应被高度重视。为使这些价值更为完满，个体和组织便构想出各种蓝图，也可称为愿景。
体制本身缺陷的另一个表现是违约成本问题。当人类选择了市场社会这种经济组织方式的同时，也就选定了民主这种政治运行模式。它的性质和内容是公共的，因为它是由社会的政治正义概念所赋予的力量和原则，并且对于那种以此为基础的观点持开放态度。一种反思的和批判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把人的价值（尊严）、人所需要的价值（财富、秩序）、人追求的终极价值（自由、幸福）置于至高的位置上，丢掉了这些价值也就失去了政党之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我们时代是如此，因为主观自由这一原则已获得了这种重要性和意义。[11]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特征：它是公民，是那些分享平等公民权地位的人的理性。
[10]促使公民通过社会舆论的方式表达公益并非政治精英集团单方努力的结果，而是人类共同的智慧。作为一种德性的力量，于政治精英集团而言的公共理性，就是要它有一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概念，可称为善良意志，始终将人民的事情放在心头，而不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福利。
只有反映绝大多数人意志的制度和体制才是相对为好的，于是如何发现和践行相对为好的制度和体制就成为政治精英集团的根本任务。人们要么通过改变物的结构、要么通过改变物的组合方式创造新的物或物的组合，借以见出人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
然而任何一种制度和体制不可能对所有人都有利，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通常难以平衡。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只有达到利益均衡，一个相对为好的社会才有可能。前者是直接为执政党服务的，后者是为人民服务的。
[13]一如黑格尔所说，公共舆论是表达公民意志的无机的方式，是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的，不排除个别人假借公意的名义行己之私，只有公共的善、共同的善才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作为一种严密的、合法的社会组织，国家及其行政机关与经济组织不同，它是垄断非营利组织。
于是，在一个政权被建立起来之后，政治精英集团能够较好地控制两个价值系列：为谁和为什么进行公共管理的终极价值系列，如何和怎样进行公共管理的工具价值系列。要从可能性中求得必然性，就必须充分运用四种力量：德性的力量、体制的力量、舆论的力量和法律的力量。
市场社会培养和提升了公民之质疑与反思的能力，同时也塑造了他们的公共理性。制度可以兴邦，更可以毁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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