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总结公共利益研究的成就和不足，革新公共利益研究方法，转换公共利益研究思路，拓展公共利益研究视域，进行理论创新。
当然，权利主体（不仅仅是人格权主体，更包括产权人）的成本—收益考量是经济社会的常态，但是，作为立法政策的人格权法定，其隐含的成本—收益却颇不寻常，除了凸显人格权法定论者方法论上的乏力外，也提醒我们经济学方法进入人格权立法的可能与路径，因此是颇值省思的。{97}参见[加]L. M.萨姆纳著：《权利的道德基础》，李茂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82页。
而反观人格权法定、人格权法典化的既有参照物，虽然表面来看主要是物权法定、法典理性、法律实践和法律文化，但是究其深层的理论渊源，则正是法律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91}。详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印务局2007年初版，2010年第十次重印，第35-41页。一种权利被法律规定，和权利法定是不能贸然划等号的，前者只是一'种事实状态，而后者却是对其形成价值判断。依据此法理论,法秩序本身不是伦理，毋宁只是加以促成，它本身有其独立存在。{82}[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著：《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下），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月版，第415页。
赫希曼所谓的非预期后果中的一个特殊而极端的例子，就是悖谬结果。{69} 悖谬的是，民法典的形式理性与逻辑性，当是其前提，但是，从历史来看，过度的形式理性，则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从而制定出一部不食人间烟火的民法典。袁教授认为，法律关系中必然一方是公权力主体，这是区分公、私法以及公、私法部门最重要的基准，公权力是统一公法学理论的起点。
这种现象中，公法关系的意义为何，从权力性的角度如何看待公私法融合的界限，值得引起注意。然而，至少在今天，引导此种变化的理论支柱还需更加深入地研究。即为了私人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其他国家的），国家要服从强制的、拘束性的规则，并且这种强制规则还要求国家制定限制其自身权限行使的规则、废止和变更已有的规则。[37]然而对于极为重要的公法私法关系问题，民法一方的赵教授们提出了民法私法基本法论，作为私法基本法的民法和作为公法基本法的宪法各自规范其不同的领域，民法不必以宪法为根据（梁教授），与此相对应，宪法一方则以宪法是公法与私法全体法律的根本法，所有的法规一字一句都应受到严格的合宪性审查（由立法机关进行）（童教授）来应战，有关讨论完全没有达成一致，以此而告终。
本文的目的在于，以中国各种论文中，学者们对待由美浓部博士的观点总结而来的美浓部理论的态度和频繁论及的现象为线索，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试问中国学界讨论美浓部理论的意义。 结语——对美浓部含义的再思考 本文的副标题是以美浓部理论为线索。
这些社会公权力对内部成员行使公权力，除此之外，提倡把政府做不好的和无力做的公共事务由社会公权力组织去做，不论该事项是否具有公共性、权力性或程度如何，根据实施该公共事务组织体的适应性分配公共事务。[59] 区分所有者型的公约禁止进城的务工者多人居住在狭窄的房屋内，其所蕴含的公权介入私权现象，徐洪军、薛东琦在《私法公法化视野下的公权干预私权———从上海市政府介入群租房现象考察》一文中进行了研究，除了考察行政权合理的介入以外，还探讨了公权力的存在价值和什么是公共利益的问题，徐洪军、薛东琦：《私法公法化视野下的公权干预私权———从上海市政府介入群租房现象考察》，载《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69页以下。 作者：但见亮，日本一桥大学法学研究科讲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访问学者。国法的一切规律，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属而不同其意义。
在2005年以来的论文中，搜索论及美浓部博士论述的论文，大概可以找到20篇左右，其中的引用都来自《公法与私法》一书的中译本。这一论述引自物权法违宪争论过程中，宪法方面的论战先锋童之伟教授的论述。公权力的承担者除了各种国家机关以及经过授权的组织体等国家公权力以外，还有各种业界团体、居民自治组织、利益团体的社会公权力。 二、公法私法关系论的状况 （一）公法私法关系论的沿革 1．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私法缺失 介绍中国公法与私法关系演变过程的文章一般认为，首先，以前的中国表现为公法完全吞没私法的状态，因此，所谓改革前高度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权力空前地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政府的控制力渗透到每家每户，直至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不存在可以自行处理私人财产、不存在可以自由交易市场，作为市民社会运行规则的私法，就失去了可供生长发育的土壤。
[70]鉴于此种现状，统一公法学在权力分解的观念下，逐步实现依法行政的健康发展，也许值得期待。有关讨论主要从民法学的立场提倡私法领域从公法中区分出来→确立→独立的意识，并加以推进。
[63]参见前注〔62〕，袁曙宏文，第32页。[28]萧也红：《公法与私法的分类及其对现今中国之意义》，载《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21页以下。
首先，杨解君教授主张，物权法包含了大量包括行政关系和司法关系的公法关系的规定，不应草率地视为私法。关于这一点，应教授认为，在客观存在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对行政权进行程序控制、公平的补偿以及保障行政和司法救济的条件来控制行政权对物权的限制，然而，问题是，现有的这些条件是否能发挥控制的机能。其中，‘所谓认可，是指当事者的法律行为非经国家同意不能有效成立时，国家对之予以同意而完成其效力的公的意思表示而言。[16]冯璩：《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来认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15页。并对这些团体的行政主体属性及其依据、公益性和公法关系的内容、以及其行使权力的不对等性、强制性的内容和依据提出了疑问。在此努力之下，公法关系的特殊性会逐渐淡化，公法学的衰退估计很快就出现了。
并且，引用原典时，考虑到易读性，将旧的汉字字体改为现代的字体，一部分送假名也被改为现代的用法，如果有损于原文的原意，在此表示抱歉。即 上述萧文认识到，一直以来的否定私法观只是过去高度社会主义体制下当然的否定，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在我国现今状况下，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分类、为公法主体和私法主体准确定位，重新构建公法主体与私法主体的正当关系十分必要。
争论结果以经过修改最终通过的物权法参照了宪法的各项原则不再违宪而得到平息。刘昆岭：《论民办高校的公法主体地位》，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探讨了行政主体属性的问题，提出是否可以将作为国家权力的教育权委托给私人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教育应由国家来行使，但不是国家独占的公共服务。
（三）小结：以公法与私法为契机 如上文所述，美浓部博士的《公法与私法》在中国被频繁地引用和论及，若只是该书的中文译本早就出版，并成为公法与私法领域大概唯一的权威读物，而不存在对公法与私法问题意识高涨，该书可能也不会引起高度注意。本文在介绍中国研究者的时候，基本冠以其论文所标示的学位和职称，不清楚学位和职称的情况下，就以名字来表示。
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和市民参与的数量、质量的提升，行政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设定公权力的范围，试图根本性地解决统一结构下的问题。[51] 但是，这种观点应属于少数，一般来说，多数都在谈到公私法融合之际，困惑于公私法混合的现状，为了正确认识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现象，主张无论如何有必要首先把握公法与私法的区分以及公法私法的关系。[8]胡波：《从公法私法的角度看民法的性质———民法私法性的再认识》，载《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第59页。
甚至连理应拥有土地所有权的集体，[57]结果在行使所有权时也受到这些法规的限制，并要服从本级或上级政府的控制。参见刘松山：《地方实施法律岂能靠中央批示和敦促———山西黑窑案给我们的严重警示》，载《法学》2007年第7期，第3页。
第三章对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划分私法的问题，指出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同样存在独立的经济利益，是客观现实，这是社会主义私法存在的基础，并进而得出结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必要在法学理论上和法律上划分公法与私法。[10]郭明瑞、于宏伟：《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及其对我国民法的启示》，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4期，第426页。
[5] （二）引用的倾向及其理由 可见，在中国，论及美浓部博士论述的，不仅数量颇丰，而且都将其作为经典的理论。[6] 这其中最简单的理由在于美浓部博士《公法与私法》一书最早在1941年就被翻为中文出版，一直在中国被认为是权威的著作。
回过头来，从本文的研究来看，现在中国的社会状况、国际关系以及人们的意识和美浓部博士曾经面对的状况即使有所类似，但还是相距甚远的。但是，尽管理论上将无法否定的共产党权力的特殊性作为前提，可结果是否可以无色透明化公权力、并最终通过共同体的行为能力（各成员进行管理和监督的对象之一）来消解呢？[73]对于这一问题，不仅是姜教授，中国的统一公法学甚至所有公法学学人面对的最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是中国公法学的试金石，自此之后不绝于问。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是社会主义人民和国家的绝对统一性。当然对于法律系本科的学生来说，也许能够回答出，这是在日本宪法学行政法学的创始期建立主导学说的著名学者，即使如此，也仅仅是认识到他提出了划时代的学说。
这一点，2008年后半年发表的一位年轻学者的论文也介绍了这一认识：当今国内公私法问题的研究仍未走出美浓部时代，未超越美浓部的研究成果，[12]可以看出，美浓部博士的《公法与私法》在中国如星星之火给人们带来很多启示，同时，人们意识到这一主题和领域是中国国内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希望挑战这一经典权威。若要探寻其中的原由，至少应举出加入WTO所带来的影响这一因素。
邓娟、刘路在《公法与私法界限浅议》一文中，指出美浓部达吉先生在《公法与私法》中说过这样一段文字：‘一部分属于私法而一部分属于公法，混合的法律关系即因是而生。[38]其原因可能在于，这场争论最初提出的是物权法规定和宪法相关规定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而发展到包含物权法在内的作为私法基本法的民法和作为公法（以及私法）基本法的宪法的位置关系问题。
[44] 与此相对应的，行政法学的中心人物之一应松年教授在其副标题为以物权法文本为分析对象的论文中指出，在《物权法》的全部247个条文中，至少有40多条直接涉及行政机关或行政权，引用登记、纷争解决程序、强制征用、国家、集体所有的规定等，阐述了各类规定和行政权的关系。这是因为笔者对中国的公法私法理论频繁出现美浓部达吉的名字感到有趣，也成为撰写本文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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