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2005年7月以后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微幅升值，累积起来对缓减人民币超发的压力不无小补。
流动性过剩的影响日益突出，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多数国家物价面临较大上涨压力。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强化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指导与服务，加强对农民工、退役士兵的培训和就业服务。
多数省份已经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同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四是认真落实好扶持生猪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全力抓好生猪生产，增加市场供给，促进市场稳定。受美欧等国经济、社会等因素制约，主权债务问题在短期内很难缓解，这将明显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三）毫不放松农业和粮食生产。今年我们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加快预算公开步伐、改革个人所得税、启动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出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
三要强化责任和督促检查，对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房价上涨过快和保障性住房建设滞后的城市，要加强督查，限期改正。宏观政策效应会有时滞，加上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上升、用电紧张、利率上调、汇率升值等，企业经营压力在不断加大。面对吴英案的复杂情况，司法机关对于吴英案的定性出现多次摇摆。
吴英案的案情并不复杂，这个逮捕时只有26岁的年轻女富豪，按照检方的指控，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339.5万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426.5万元。吴英无非是在主流的金融机构无法给其创业提供金融支持的情况下，用当地公认的融资模式，构筑自己梦想的产业帝国而已。这就造成了一方面民间金融的非法身份，另一方面，广大的中小企业却只能将这些非法的金融机构视为资金主要供应者。这意味着，80后的吴英仍将在各种复杂的博弈中，面临生与死的不确定的选择。
民间要办金融机构，门槛又很高。大家公认，中国金融的知识谱系一直处于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扭曲状态，国办的金融机构垄断了信贷资源，又不愿意让信贷流向中小企业。
著名经济学家辜胜阻最近的调研表明，中小企业大概只有10%能够从正规银行体系得到贷款。在一个金融和法治都需要文明外衣装饰的时代，杀人起码需要一个文明的理由。然而，我想说，面对今年中小企业的又一轮生存困境，我们急于结束的是这个不能自圆其说的金融体制，还是一个80后小姑娘的生命？ 进入专题： 吴英案 。其二，吴英对集资来的钱，并没有肆意挥霍，而是办了很多实业，其投资期货等造成的损失，充其量也是一个年轻人的轻狂而已，而且集资对象只有十个人左右，所谓的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似乎有夸大其词的味道。
回顾吴英案，自她被刑拘后，案件经过两次补充侦查，才最终被提起公诉。抛开法律定性不论，很多人之所以对吴英表现出的少有的同情：其一，在江浙一带，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等主流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民间借贷是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最新的消息有两个：一是吴英的父亲透露，一审前，东阳市政府十几名官员曾写联名信，要求一审法官判处吴英死刑。而这个问题的症结，仍然在我国扭曲的金融体制本身。
这是吴英之错吗？我们没有想着去放开金融垄断，没有想着去平反民间金融，将其纳入主流的金融体系，却只想通过对一个80后年轻人的血祭，来维护这个扭曲的金融体制。令人瞩目的吴英案在今年4月份二审之后，迄今4月有余，早已超过了二审的法定期限，依然悬而未决。
和对国家造成上百亿元损失，仅仅被判了不到10年的唐万新比，判处吴英死刑实属对司法公正的讽刺。公诉机关也从东阳市检察院改为金华市检察院。
起诉罪名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合同诈骗，最后确定为集资诈骗。但更重要的是，大家对吴英案的关注，是因为吴英不过是江浙一带草根金融资金断裂的悲剧人物代表。但这种定性，不仅引发了法律界的反弹，更重要的是，我到江浙一带调研，提起吴英案，居然有很多人为其鸣不平，认为在民间借贷非常普遍的江浙，将吴英这种形式定性为集资诈骗，并且一审判处最高刑，不仅不符合当地民间金融的生态，更不符合民间借贷阳光化的大趋势。我记得，对于吴英案在法律上的定性，法学界和司法界一直非常纠结。浙江有80%的小企业靠民间借贷，年息最高的达到180%。我们不知道，在司法机关对吴英案定性的转换过程中，究竟经历了如何的激辩和思考。
二是吴英最近将再次举报7名官员。但是，吴英案自案发伊始，就引发了学界、法律界以及民间异乎寻常的关注，和当年外界对孙大午案的关注不遑多让。
我们看到，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让中国的中小企业再次陷入2008年式的困境，另一方面，无法从主流的金融机构获得救命资金的中小企业只能再次借助民间借贷以保命。这意味着，打掉了这些地下金融，等于把承担中小企业90%融资任务的非主流金融机构彻底清除，中小企业唯一的结局就是倒闭破产。
如果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意味着吴英可以不死。而这种扭曲，今年以来更是达到了顶峰
不少月收入在一两万的人(特别是有家庭的夫妻)会发现钱完全入不敷出，因而整天抱怨。这种心理效应建立在两个货币试验的基础上。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实际月薪只有三千的人固然过得紧巴，但实际月薪一万的人，一定会感觉自己更有钱吗 假设他们把每月比收入三千的人多挣的六七千块悉数存进了银行。即是说，实际收入在3500元之下的，就是处于在再分配链条最末端的人。
文章作者把这个现象归结为一种对落入最贫穷阶层的恐慌。大胆点说，一个社会的次贫穷阶层最不希望再分配政策缩小他们与最贫穷阶层的差距，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实际收入，也给他们造成了恐慌的心理。
美国的不少流浪汉也开车，还不一定只开日产车，但开车的流浪汉本质上始终是流浪汉。再者，新税法施行后，由于纳税人数减少，国家预计全年税收会减收1600亿。
那么，一年后，其存款大约有七八万，十年之后，大约七八十万，还不够一套四环外房子的首付。中国的税收之重，不仅鞭子落在穷人身上，也落在了富人身上。
而往收入金字塔的上方看，月收入五到八万元以上的高收入阶层的税制依旧没有太大变化，并且税额稳中略有上升。一目了然，税收最大的寻租者，政府自身的名义收入也因新税法而减少。再进一步推论，一国的税收政策最应该考量的就是该政策对次贫穷人口的影响。经济理论中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告诉我们，当对富人的征税比例超过一定临界值的时候，富人们(这里指靠个人劳动致富的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避税、甚至逃税。
新税法施行后，据统计将有6000万人免缴个税，实际交税人数为2400万人。那么，中国的城市次贫穷人口收入在多少呢 新个税法规定，凡扣除三险一金后月实际收入低于3500元人民币的人都不用交税。
放在前文提到的试验里，他们可以被划归到最穷的人之列。所不同的是，穷人无法规避税收，但有钱人在发现自己的财产权受税收侵害时能够采取措施规避，并且，如果这个过程需要寻租的话，他们也付得起那点租金。
写至此，我猛然想起经济学者R.J.巴罗在一篇探讨美国上世纪90年代税制改革的文章中描述过他认为最糟糕的税收政策：如果一项政策使得富人们的情况变坏，但又没产生什么税收增加，从而对穷人没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你认为这项政策怎么样 巴罗万不可能料到，这句话问出二十年后，离他半个地球远的中国居然磨磨唧唧答应了一声。虽然如今民间仇富心里颇重，但我不得不说，向富裕阶层征税过重，只会减少实际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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