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全球金融市场将越来越不稳定，通过QDII以金融市场作为投资领域不足以规避日益增长的美元风险和西方主权债务风险。
首先，从外交博弈的角度看，旧有力量总是不愿意放弃其在原有体系和秩序中的既得利益。第二，从公共选择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经济体而言，其亟需突破的发展瓶颈和国内公众关注的政策焦点往往是不同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崛起的经历证明了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另外，不少国别研究也支持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Flores de Frutos et al. （1998）[35]对西班牙的研究、Munnell （1992）[36]、Fernald（1999）[37]、Quintana-Domeque和Marco Gonzalez-Navarro（2010）[38]对美国的研究、La Ferrara 和Marcellino（2000）[39]对意大利的研究、Stephan（2000）[40]对法国和德国的研究、Shanks 和Barnes（2008）[41]对澳大利亚的研究等。而且能增加资本金、扩大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美国和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7月应运而生，《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签订。从数据上看，南南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国际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Molina and Shirotori，2007）[25]，新兴七国（E7）[26]2005年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总额比1995年增长了3倍，而同期E7从发达国家的进口只增长了1.3倍。
并且，除了南非之外，其余四国在区域经济中的占比都呈不断上升趋势，表明其重要性在日趋上升。考虑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功能更加类似于世界银行，本文中我们以世界银行为例进行比较分析[11]。因此，金融改革很可能会导致利率水平的上升。
当然，资本净流入的规模取决于金融改革的程度和金融监管的质量，金融改革越不彻底、金融监管质量越差，资本净流入就越少。银行的风险会稍大一些，最近我们已经开始看到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开始上升。这样的调整过程在总体上是有益的，却也难以避免调整期间工人失业和生产萎缩等问题，在制定和落实改革政策时，需要高度重视这样的短期调整成本问题。其次，实际贷款利率可能会上升2.7-5.1个百分点，但银行的存贷款利差则有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
银行利差的变化则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总体看，假如改革力度小、监管质量低，利差有可能放大，最多可扩大0.7个百分点。不过，银行现在还有政府兜底，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还比较健康，所以，银行的金融风险主要是一个流量问题，而不是存量问题。
最后，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推测金融改革的效应。三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选择在国内宏观经济条件比较有利的时候开放资本项目，所以，开放之初一般都会出现净资本流入。我们主要获得了四个结论。与此同时，效率相对较高的民营企业却一直在面对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过去三十几年来，中国资本项目管制的原则是宽进严出，所以，进一步开放必定意味着大力放开对资本流出的管制，这可能会引发大量的资本流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经济学家，最近都在试图预测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后果，他们一致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后，会形成大规模的资本净流出，规模可达GDP的4%-8%我们对证券投资、直接投资、其它投资和外汇储备分类进行了分析，发现证券投资资本净流出的规模非常大，相当于GDP的7.9%-11.5%。降低准入门槛和利率市场化，则会在增加风险的同时，放缓增长。
与此同时，效率相对较高的民营企业却一直在面对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银行利差的变化则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总体看，假如改革力度小、监管质量低，利差有可能放大，最多可扩大0.7个百分点。
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既然金融改革有可能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政府应该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金融改革，而不是刺激投资来实现中高速增长。目前的这些问题，政府还可以兜底，如果银行坏账一直不断地增加发展下去，总有政府兜不住的一天。
另外，证券市场改革可以提高经济增速，同时也会增加风险。最后，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推测金融改革的效应。比如，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市场纪律的加强，产能明显过剩的一些行业，如钢铁、氧化铝、水泥等行业，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去产能过程。改革之后银行贷款利率上升，这一点与预期是一致的。这个大量资本净流入的结论，与多数人的预期并不一致。而资本项目开放则不影响风险，但会加速增长。
可惜的是，很多持续多年的论争并没有显著缩小各方观点之间的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缺乏量化政策分析。外汇储备可能会进一步积累，意味着资本虽然外流，但速度会放慢。
银行的风险会稍大一些，最近我们已经开始看到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开始上升。反之，则利差可能缩窄，最多可缩小1.3个百分点。
不过，实际经济中，利率水平可能呈现多样性变化。三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选择在国内宏观经济条件比较有利的时候开放资本项目，所以，开放之初一般都会出现净资本流入。
首先，金融改革最终可能令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提高0.7个-1.4个百分点。事实上，我们这一结论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在开放资本项目之后的实际经历是相符的。与此同时，政府在制定与落实改革政策时，要高度重视短期的调整成本与长期的金融风险。二是取消对资本流出的限制，可以消除投资者的后顾之忧，这往往会鼓励更多的资本流入。
因此，金融改革很可能会导致利率水平的上升。短期内中国发生银行危机或者货币危机的概率应该非常低。
比较清楚的是，加强金融监管和推进金融机构产权改革对于支持增长和控制风险都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前者已经是当前改革的重点，可惜后者还不是。不过，其实我们关于资本净流入的结论可能更加合理：一是因为前述两项研究都只考虑了资本项目开放这一条改革政策，我们的研究考虑的则是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一系列措施。
二是资金利用效率高的企业往往生产率增长也比较快，这样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经济学家，最近都在试图预测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的后果，他们一致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后，会形成大规模的资本净流出，规模可达GDP的4%-8%。
最近我们尝试量化分析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那些金融改革措施，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同样的争论也发生在利率市场化、机构准入的步骤和速度等问题上。比如利率市场化化后，银行贷款利率大幅上升，将给那些依靠大量银行信贷的企业造成严重的财务困难，甚至出现强制性的去产能，这样的调整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后果。另外，政府应该考虑尽快消除道德风险、允许产品违约和加强市场纪律，降低未来的金融风险。
目前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相对比较健康，汇率体制已经变得相对灵活，而且还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短期内国际收支不会出现问题。根据我们对各项金融自由化措施的分类分析，金融机构私有化和金融监管改善，在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还能降低危机发生风险。
总体看来，下一步金融改革是利大于弊，因此，政府应该坚定地推进改革。所以，政府应该从一开始就考虑引入托宾税或者其它手段，以限制波动性很大的短期资本流动。
任何一个改革政策都是既有成本又有效益的。金融改革是当今最热门的政策话题，但学者、官员们的共识也就仅限于应当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这一条大的原则，至于具体改什么、如何改、改多少，分歧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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