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杨代雄：《意思表示解释的原则》，《法学》2020年第7期。
在作出价值判断的同时，权衡不同价值判断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从价值与利益冲突中寻求能够产生最佳社会后果的结论。⑤参见张某某与朱某某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人民法院(2020)鲁0125民初4111号民事判决书。
(14)参见[美]约翰·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董娇娇、杨奕、梁晓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208页。所谓法律制度的外部说理，是指法律外道德理念的说理，其中主要包括道德需求、社会倾向以及普通民众法感情等内容。前者引导我们发现结论，后者帮助我们证明结论。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高度凝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的基本遵循。1.法律的证立的首要目的在于保证结果的正确法律的证立的首要目的在于保证结果的正确，而结果的正确性首先要求的是结果的合法性，其次应当兼顾结果的合理性，尤其面对道德风险的案件更应如此。
一审裁判疏于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劝阻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这一法律要件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缺乏价值判断。劝阻者在劝阻老人过程中，保持理性、平和劝阻，也没有证据证明劝阻者对老人进行过呵斥或其他不当行为。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救国、建国、富国、兴国的征程中不断深化法治认知，生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法治话语体系。
清末新政张扬西方法政之学，建构起以法治与人治为代表的话语对立，表面上解决了法制现代化之理想方向的问题，实际上传统法治理想并未就此根绝。在根本大法的话语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政治和法律的新型关系原则，领导建立了包括政法体制在内的社会主义法制运行系统。此种转变并不意味着革命与法治的辩证法的终结，相反，它表明革命法治话语的深度实践有了更为牢固的政治前提，由此可全面展开法治价值理想的制度建设工程。从法理上看，原生法(primary rule)确立法规则的基本，衍生法(secondary rule)凸显法治理的枢要，其都应由均衡的主权结构确立
在法治中国，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在党的领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更好地融入了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
(79)习近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2015年3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47页。(57)〔清〕乾隆帝敕撰：《世宗宪皇帝圣训》卷24《慎刑》。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道德，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道德。
全民普法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全社会法治意识，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又赋予了相关论断以时代特色与当代使命。(38)〔东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3《小宰》。早在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即以明德慎罚(15)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强调在治国理政时关注民生疾苦，注意民心向背。
(82)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需要开展全民普法教育活动。(41)张文显：《民法典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法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5期，第12页。
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为重要抓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
(36)许慎认为典是五帝之书，典字即是表示书册在案几之上的象形字，并且具有尊贵的地位。(二)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53)〔晋〕杜预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5桓公六年。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原来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方针作了深刻阐释与创造性运用。(2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2版。(72)201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明确了法治政府建设的新要求，提出了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强化了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保障和落实机制。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国家分裂、时局动荡，却诞生了《泰始律》《北魏律》《北齐律》等封建成文法典的杰出代表。清朝雍正年间，皇帝作《圣谕广训》，由地方官员加以细化和解释，晓谕百姓广泛学习和遵行。
进入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成为法学研究服务的目标。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亦有着以典命名法律规范集合的固有范式。
明太祖朱元璋重视普法宣传与教育，制定《大诰》和《教民榜文》，指导民众普遍阅读，明习朝廷法度。五年来，各级政府对照《纲要》，认真贯彻落实，政府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同时，着重强调了要将德法合治的治理理念运用于党的建设、法治人才培养和乡村治理，为德法合治治理理念的贯彻落实开辟了新路径，提出了新要求。(20)总结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执政经验，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传统德法合治的治理理念进行了传承，并作出了创造性发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说文解字·竹部》对箴的解释是：箴，缀衣箴也。
经过历史的筛选和洗练而传承至今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官吏的日常管理上，强调严者，治吏之经也。
(61)〔战国〕韩非：《韩非子》卷19《五蠹》。⑥李宗桂：《试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第38页。
譬如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重德思想，刑罚世轻世重(46)之根据社会形势调整刑事政策的思想，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47)的审判精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48)的审判方法等。明清时期官箴文化蔚为大观，既有官方创作，又有私家著述，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官箴文本。
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百家争鸣，李悝总结诸侯国变法经验、整合诸侯国立法成果，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封建成文法典——《法经》。(42)编纂实施民法典，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典直接具有法典的意蕴至少可追溯至周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体现哲学社会科学之中国特色的必由之路。
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等级秩序，以族诛连坐为方法的犯罪预防，以重狱轻讼为主旨的司法理念，显然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11)为了进一步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努力也不应有止境。(17)〔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1《阳尊阴卑》。
(27)此为张居正上疏明神宗实行考成法时提出的著名观点。(8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4《职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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