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实验室

此派学问虽为朱子所不喜，被视为功利之学，但其程学渊源不可否认。

[42] 关于致良知与存天理的关联，参考钱穆：《阳明学述评》，见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七），北京：九州岛出版社，2011，第88-89页。[22] 关于真德秀《心经》及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参见朱人求：《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儒学》。

阳明进一步批判到：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56]。[47] 王阳明：《与黄宗贤五》，《王阳明全集》上，第171页。总而言之，道统是在历时性的时间脉络中确立儒家学术的精神命脉，而正统则是在共时性的多元学术形态中，贞定儒家学术的发展方向。[⑤]从《中庸章句序》这一表达其道统思想的核心文本来看，朱子对道统传承内容的理解根据的是《大禹谟》，并明确地引用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段话，在这一意义上，陈赟的上述判断似乎没有问题。[40] 《年谱二》，《王阳明全集》下，第1412页。

[44] 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第109页。道心精一之谓仁，所谓中也。现代大学是以知识性的研究和教育为主，这和儒学的教育方向不完全相同。

1904年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概述了政府的教育立学宗旨。这所谓生活方式又称为制度化的生活方式。20世纪以来，传统的社会结构解体了，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儒学在传统教育的地位终于完全倒塌了。

由此，张灏认为：在现代中国，精神迷失的特色是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和形上迷失三者是同时存在的。儒家并不是有组织的宗教，也没有专职的传教人员。

甲午战争的挫折使得儒教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这三项其实可以说都是哲学的迷失。事实上在近三十年的中国教育中，通过古典教育的方式，这一点已经有所实现，只是不突出、不全面。余英时所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儒学的教化困境与出路的问题。

因此，对文化危机的克服或消解，不是拒绝西方文化，事实上拒绝西方文化是不可能的。而儒学中高深精妙的义理部分自有其重要的意义，宋明理学如果不能发展出精微的义理体系，就不可能回应佛教的挑战，重新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国自近代以来之所以不能应付新的局势，在外强压迫下屡屡失败，内在的原因是这个时代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精神、思想的根本，僵化停滞，没有焕发出新的生命。在现代社会，儒学的存在应尽可能地以教育为其基地，通过将儒家经典的部分引入小学、中学，使儒家思想与价值透过教育途径，植根于青少年的心灵。

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使得社会结构解体了，生活日用改变了，儒学学说则学院化了。关于第三环节社会结构，我们要问，儒家思想与价值真的不可能与现代建制作某种结合吗？即使儒家思想与价值真的不可能与现代建制作某种结合，儒家思想与价值向生活日用传布的可能及条件是什么？如果儒家思想与价值真的不可能与现代建制作某种结合，而儒学与其价值仍然能够向生活日用传布，发生作用，那么至少说明，儒学还不是脱离了两个环节的游魂。

所以，对于余英时的问题是不是儒学的前途即寄托在大学讲堂和少数学人的讲论之间，我们的回答是，现代儒学应该也可以利用大学作为建制条件以为自己发展的部分基础。……我愿意提出学治或学术治国的观念以代替迷信武力、军权高于一切的力治主义。

贺麟指出：西洋文化学术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中国文化的危机，在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危机，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输入，造成了儒家思想生死存亡的大考验。这个工作不仅对儒家传统是重要的，对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迷失之解除也是重要的。也就是说，失去了第三环节，儒家学说及价值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即人伦日用，这仍然是可能的。一个具有儒家情怀的学者与一个纯粹的儒家哲学研究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有或没有对于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怀。张灏认为，西方文化传进之后，各种新学蜂拥而起，传统价值取向的象征日益衰落，于是中国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迷失境地，这是自中古时代佛教传入中土所未有的。

就儒学的核心部分即哲学思想而言，其存续主要依赖于讲学和传承。这是一切关心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人士的共识。

成人的国学教育现在遍地开花，各种国学班时长不一，重点有别，但都在普及传统文化的知识、智慧与价值。只是，这种存在方式及其影响，与近世儒学在普遍建制化支持下的广泛而深入的存在自是难以相比的。

这些年来，我们办文化讲座，学术会议，出版书籍，发行期刊，以及推动儿童读经——这些都很好，但应该还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经过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近代自然科学及工艺制造已开始引进，近代西方合理主义的政治结构也已为先进知识人所介绍，清政府也开始渐进的改革。

只是，历史学家对这种哲学建构的学术意义一般不甚突出与强调。所谓儒化或转化，即正如宋明理学对于佛教的吸收和转化，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西方文化，并把吸收来的西方文化的因素加以融会改造，使之变成自己思想的部分。……我愿提出学治以补充德治主义。1899年清廷下诏废八股、诗赋，1901年清政府发布《兴学诏书》，正式要求全国广设学堂，这些已经是对为科举服务的旧式教育体系的挑战。

由于文化的危机主要来自知识分子的观念，而不是普通民众，所以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文化辨析必然在这个时代成为儒学的主战场。其次是存在迷失，这是指传统宗教信仰已遭到破坏，人的由苦难、死亡、命运造成的焦虑失去象征性庇护时，人对存在感受到的困境和痛苦。

在笔者看来，比起韩国、日本、台湾地区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儒学研究，我们的儒学研究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学术水平和研究眼界都有待于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化的挑战被认为是根本性的，而如何吸收与回应西方文化上的挑战，成为消解危机最为根本性的问题。

几千年的传统儒家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藉、精神的提升，以及增益人文教养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心灵稳定、精神向上、社会和谐等人伦日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也就是说，在他的理解中，从当代新儒家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危机最突出的是精神的危机，是道德心理、存在焦虑和哲学世界观的迷失。

如前所说，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重建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的儒家思想，清理、总结儒学传统，使儒家思想得到复兴和新的开展，是20世纪儒学的根本课题，这些课题无一不是学术研究才能承担的，而大学正是现代社会进行学术研究的最佳制度条件。在传统社会这是有机的一体。有幸的是，长期以来，已有不少学人对这一类问题有过多样的深度观察和思考，我们将在回顾这些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来提出进一步的看法。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

甚至清代的王学也有考证学性质的著作。第一件，疏导经典性的文献。

位于现代中国之意义危机的底部，是此三种迷失的融合。而如果儒学不甘居游魂，它的魂在断绝了与旧社会结构的关联之后，要附载在现代社会的体上，那就意味着要和现代社会结构重建制度性的关系，而这在余英时看来却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

而不在于任一项的个别出现。梁启超在1902年撰《论教育当立宗旨》一文，吸取日本近代转型发展的经验，呼吁订立国家教育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