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升级版政务公开制度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实践自发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加以完善并推广，通过《条例》修改打造3.0版的政务公开制度，体现及时高效、多向互动、资源共享、互联互通等特点，推动政务公开制度进入融合发展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30]比如，可以借鉴美国2002年《电子政府法》设立的联邦首席信息官委员会经验，在各级人民政府设立跨部门的公开办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度，不同部门定期交流信息与工作经验，针对共性问题展开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推动政务公开与其他制度的融合。
2009年12月8日，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发布《开放政府指令》，改变《信息自由法》以依申请公开为主的运行范式，建立以主动公开为基本范式的开放政府体系。进入专题： 政府信息公开 。2．促进不同制度之间的融合，形成集聚效应。[2]时任国办政府信息公开办的负责同志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从四个方面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对条例（修改）的展望。例如，对于较为普遍的过度利用申请权问题，有必要设置一定的制度门槛。
包括《条例》在内，各国规范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逻辑基础仍然是以政府为中心的供给视角，以政府机关完成法律规定的义务为最高目标。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该法的宪法意义在于：第一，其将宪法平等权条款进行了具体化，是对宪法平等制度有力的落实，尽管该法第1条未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参见萧灼基：《非公有制经济面临七大障碍》,《特区展望》2000年第4期。另有学者认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和保障方式通过普通法律加以具体规定才能实现，同时制约着我国宪政发展的瓶颈性因素在于，我国尚未建立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与私生活领域不同，公生活领域的不合理差别往往涉及公共利益问题。基于对民主的反思，人们发现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行为不一定总是对的，即所谓民主的专制与多数人的暴政。
当前，我国对平等制度的要求呼声同样越来越高，如取消退休双轨制等，反映了对立法平等的内在要求。这是现代人责任担当的基础，因此也是培育现代公民的基石。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我国《宪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而且被上诉人就同种服务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以不同的价格发出要约，实为适应市场需要的一种竞争手段，其行为并没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上帝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每个人都因获得了上帝样式而具有了上帝般的尊严，这不仅是人的尊严的来源，也是权利的基础，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
[25]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二是经济制度中的区别对待规定。[23]可见，无限的多数民主与有限的多数民主是两种不同的民主。宪法适用是指适格的宪法关系主体在宪定职权范围内，依照宪法或法律规定的程序直接应用宪法的原则、规则或概念处理各种具体事务或具体纠纷的活动。
那么，确定合理与不合理的判断依据、标准是什么呢？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如在西方政治领域中，少数党可以基于制度上的设计制约多数党。
[8]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比较而言，其他国家宪法平等条款的规定相对集中，例如德国现行宪法第3条集中规定了平等制度，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4]平等制度在现实运行中不能忽视某个群体、组织甚至是某个人的特殊利益与要求。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它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扬民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二，该行为具有不良的效果。在我国，宪法的实施是通过法律的实施，同时，因为我国没有建立相应的、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其实施的保障方式可以称之为依据法律的保障。在该案中，王红光粗粮店存在区别对待的行为，而且该行为具有不良效果，对原告心理造成了巨大伤害,但是该区别对待的理由是否被法律所禁止呢？一审法院的判词是这样表达的：青羊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当公务员进行消费时，商家不能给予优惠。[11] 第二，平等也是一种理念，具有理想因素。
然而，无论是当下西方社会还是我国社会，对平等的限制其实是不少的。但是在以往的现实生活中，这一强调并没有引起人们在理念上与制度建设上的充分关注。
一般认为，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我国的宪法平等权条款。为了拘束立法者的违反平等权利，法院亦拥有审查法律有无违反平等原则之权限。
为此，需要研究者研究宪法上的平等条款，以充分揭示宪法平等制度的内涵。当然，上述标准也不是绝对的，需要结合个案中的特殊性予以具体衡量。
其次，该条款在平等之前用的修饰词是一律。反观德国现行宪法即《联邦德国基本法》,其第一章规定的是基本权利，该章第1条规定的是人的尊严，第3条才是平等条款。所以说，基本权利的立法具体化对于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保障具有基础性意义。第二，私有财产保护中的合法保护与相对保护制度。
（四）反歧视成为宪法平等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宪法上的平等不同于民法等私法上的平等，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当天生日者凭身份证免费就餐一次。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该类限制要符合公共利益。[26]我国《劳动就业促进法》第1条规定：为了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第三，任何人不得因性别、出身、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见解而受歧视或享特权，任何人不得因其残障而受歧视。[5]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补充。
国务院民族、宗教、劳动、教育、公共服务等主管部门负责其职责范围内的反歧视工作。就宪法平等条款的实施而言，平等制度需要法律予以具体化，但是通过法律具体化并不是宪法平等条款实施的唯一路径。此外，在不同领域人们对平等制度有不同的要求，当前，我国各领域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要求较高，诸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等，这也是平等制度在新形势下的新要求。我国《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3]孙力：《民主运作中多数原则与少数权利保护的统一》,《学习时报》2010年7月1日。
第三，该法也是进行反歧视相关立法与研究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民主政治有三大原则或三大构成要素，即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少数原则。
公生活领域指的是直接涉及公权力运行的公共生活领域，该领域涉及的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活动，如行政处罚等。其理由在于，一个理性、自觉的现代人是不会任意打破别人对现实生活的合理的幻觉与对未来的合理的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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