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如何做到？菲尼斯采用的是威金斯(Wiggins)的归谬法。
信息/知识被转化为一种法律财产形式，继续围绕资本主义的逻辑展开。套用德国社会理论家卢曼（Niklas Luhmann）的概念，法律系统和技术系统开始成为相互观察的功能系统，法律和科技不再是决定和被决定、塑造和被塑造的关系，法律与科技互为系统与环境，形成系统间或松散或紧密的结构耦合关系。
但事实上，作为心理-生理上的人（homo）不是决定性的，关键是如何取得罗马法律意义上的身份（status）、面具（caput）和人格（caput）。易言之，构成社会系统运作和社会沟通的基本单位，实际上并不是表面的人类个体或社会组织，而是社会沟通之流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法律方式）被归因到了这些主体之上。机器学习可以捕获证据链的存在，并且法律程序将更多是以事实认知而非规范指引作为设计的方向。竞争最终是国家体制的竞争。大陆法系遵循以物为核心范畴的罗马法传统，其根本逻辑是围绕有体物经由物权和债权制度创建规则体系。
自然、社会和虚拟世界演化出纷繁复杂的多层次关系，至少包含自然、社会、虚拟、自然与社会、自然与虚拟、社会与虚拟、自然和社会与虚拟这七种形态的法律问题。法律运作是要同时达到事实描述、行动预测和指引社会交往的功能，这是通过构建动态的模拟过程和法律结果完成的。关于如何理解《摩奴法论》的一个规则，也形成了多元的解释。
根据1966年出版的法国印度学家路易·杜蒙的著作，印度南部地区与北部地区在种姓制之法方面仍然存在巨大差异。四、关于传统印度法多元的争论与评价 上文讨论了传统印度法的统一性和多元性，指出了多元性是传统印度法中最突出的特征，并论述了传统印度法多元性的具体表现。这一方面提高了五位法学家及其著作的地位，但同时限制了法院对其他法学家著作的引用，也限制了自由援引法学著作所带来的法律多元发展。这样一来，尽管在吠陀时代早期，三界存在多种多样的神祗，但吠陀是统一的象征，而《梨俱吠陀》成为统一的最高象征。
梵行期的重要内容是学习吠陀经，修身养性，保持清净，调伏诸根，塑造理想人格。印度南部地区的学者认为，该规则适用于丈夫生前收养，但不限制在丈夫死后收养。
但是，两人由于出身不同，接受的思想不同，他们在有关印度法律的统一与多元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洁与不洁是传统印度经典的一个基本区分，婆罗门绝对不能从事不洁的工作，还应避免接触从事不洁工作的低种姓和贱民。按照这种宇宙观，地、空、天三界所构成的宇宙秩序具有统一性和规律性。法论之间虽然具有某种传承关系，例如《祭言法论》《那罗陀法论》和《毗湿奴法论》都受到《摩奴法论》的影响，但不同法论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在结构和具体规则上，存在很大差异。
梵行期至少为9年，多至36年。但只有到分家析产时，每个共有人的份额才能确定。他最初在威廉堡学院担任梵文和印度法教授，在1802年至1814年，担任加尔各答最高法院法官。甘地在倡导个人修行和自控意义上自制时，忽略了这种期待过于理想化，普罗大众无法践行。
这种列举方式表明，在实践中，印度早期流行的长子继承制度已经衰落，实践中流行不同的继承习惯，《摩奴法论》不得不对实践做出让步。反过来说，习惯的突出作用又是导致传统印度法多元的实践因素。
在16世纪，蒙古人征服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帝国。通常情况是同种犯罪，身份越低，刑罚越重。
①1950年颁布的《印度宪法》成为印度法的根本大法，任何其他法律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佛教和耆那教的不杀生观念做法赢得很多信众，对印度教构成了刺激和挑战。然而，在古代印度，政治权力一直处于宗教势力之下，这与种姓制度有关。最后，从理论上讲，只有良好习惯才是宗教法的渊源，才具有法律效力。法学家通过解释这些经典，使得法律适应不同时空的需要。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发现，法学家在法律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法律多元的程度成正相关，即法学家在法律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愈大，法律愈加多元。
信徒围绕一部经典进行解释，虽然会出现一些歧义，并会形成不同的教派和教法，但与多神教中具有多部经典的情形相比，从一部经典所产生的法律多元性毕竟受到某种限制。人们既然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之神，就可以有选择地遵守达摩。
但在加兰特看来，现代印度法存在的一些问题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而不是恢复传统法律。具体做法是奴隶或卑贱之人带来一个破旧水壶，由女奴装满水，把水壶中的水倒在被告的左脚上，并把他的头发披散开。
宇宙秩序得以维持主要得益于两点。①作为大罪的严重犯罪，即杀害婆罗门罪、饮酒罪、偷盗婆罗门金子罪和徒弟奸污师母罪。
人们过去的业果在轮回转世中得到体现。此外，圣传经还包括卷帙浩繁的史诗和名称繁多的往世书。实际上，在法、利和欲三个概念中，前者是宗教法概念，后两者具有世俗法的属性。在吠陀本集中，前三部吠陀的地位高于《阿达婆吠陀》。
（二）政府权威虚弱是传统印度法多元的政治原因 在古代印度，以王权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如果权力强大，那么，即便印度教的多神崇拜会容纳宗教法的多元性，中央政府也可能借助立法和司法整合分散的传统印度，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法律统一。同时，逊尼派内部形成了四大法学派。
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600年，法论的编纂持续了800年时间，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多达百部。因此，良好习惯不是指地方习惯，而是指圣贤所践行的正确行为规则和典范行为模式，实际上是指标准雅利安人的习惯。
此后，英国把本国的法律予以法典化，然后输入到印度。他认为，印度之所以回归传统印度法，一方面是因为法律现代化过程中，忽略了变化较为缓慢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事实的复杂性，急于追求法律规则的统一性和法律适用的一致性。
解脱是指人死后不再轮回，实现与梵合一。相对于地方法、家族法和宗教团体法，以成文法为特征的国家法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其二是赎罪可以代替君王的惩罚。到了后来，《摩奴法论》把原人换成梵天。
与罗马法相比，伊斯兰法更具有法学家之法的特征。他在主张印度独立后应沿用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时，忽略了印度建构现代国家的内在需要和现代国家对法律统一的需要。
前者可以持有少量财产，后者必须弃绝一切财产。旃陀罗必须身着裹尸布，搬运尸体或作为刽子手。
上述三部法论在结构上的差异反映法论的多元性。其次，婆罗门决定惩罚的犯罪主要有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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