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政策涉及《认定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的相关条款应落入灰名单的范围内，相关条款相对无效。
后者用于调整国家间关系，推崇主权的独立性。相关部门负责人认为，海上交通管理部门是代表国家执法的，帽子上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公民把海上交通管理部门告上法庭，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告上法庭，这会损害国家的尊严。
由此可见，主权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观念和革命目标。在对内主权维度上，霍布斯把主权概念应用于阐释国家起源，认为获得主权的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通过自然之力获取，另一种是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议建立。[6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65]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拓展了主权利益的范围。
现行宪法进一步界定了人民的范围，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是主权作为拟制人格。因此，期间穿插进来的1996年《行政处罚法》，虽然被定位为行政处罚的基本法，但在中国大陆，《行政处罚法》却难当这一角色，其往往被预设成一种所有其他行政处罚立法的‘依据角色，而不是抽象化的总则。
[62]从整体上看，早期认识已经触及构成要件该当性和有责性两项要素。4.提供了轻罚与重罚的区分标准。[17]《日本刑法典》第8条规定：本编之规定，于其他法令有规定之罪，亦适用之。公民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安全与自由，而毋宁是更为复杂与主动的发展权与平等权，法益并不单一地只与生命和财产等具体生活利益发生关联，也会向教育权、政治权等抽象权利发生倾斜，是一个需要借助其他标准才能予以确定的抽象体，具有不确定性，根本无法用以区分行政处罚与刑罚。
譬如，对于精神病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根据四要件，我们非但不能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同时也不能对其采取类似于看管的惩戒措施。[127]朱新力：《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参见蔡宗珍：《法律保留思想及其发展的制度关联要素探微》，《台湾大学法学论丛》2010年第3期，第6页。[70]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就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明文规定的行为，已是一项共识。由于类型思维能够很好地解决刑法条文的相对稳定性与犯罪事实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因而受到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者及司法工作者的青睐。按照前述三要件的递进式逻辑，在定罚活动中，首先应该进行的是诸如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客观判断，只有对构成要件该当性作出肯定性判断，同时该行为亦具有违法性之后，我们才能进行主观判断。
即使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区别，也只是相对的，刑罚与行政处罚之间是双向流动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一直同步发生。[67]如上所述，无论是在行政执法中，还是在司法裁判中。[39]可见，何种违法行为构成行政犯并受行政罚，何种违法行为构成刑事犯应受刑罚制裁，往往为立法政策上之考量，而与本质上的必然性无关。[88]林山田：《论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刑事法杂志》1976年第2期，第39页。
理论界在评价《奥地利行政罚法》时，一般认为该法体例及法条体系只是刑法总则及刑事诉讼法制的多变体，借用刑事法原则之处极多。可见，在立法思路上，新中国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分割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基本格局，认为行政处罚应当同刑事处分的界限严格加以区别。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必须是该当构成要件、违法且有责的行为，有责性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的第三个要件。[14]李健和：《违警罚比较研究》，《公安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27页。
首先，在立法文本的总则编中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设定类似犯罪成立要件的判断模型，已在部分国家获致实现，分为直接规定和间接规定两种：1.直接规定。在理论研究中，一般将其称之为违法性阻却事由，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执行职务、义务冲突、被害人承诺等等情形。[23]戴鸿映：《旧中国治安法规选编》（内部发行），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58页。无论是行为类型、违法类型还是责任类型，也无论是犯罪的外部轮廓还是其内在价值，实际上都是类型化思维的过程和结果。[2]〔德〕米歇尔·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1800-1941）》，雷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45、549、551页。[30]韩忠谟：《行政犯之法律性质及其理论基础》，《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980年第1期，第42页。
[41]王世洲：《罪与非罪之间的理论与实践——关于〈德国违反秩序法〉的几点考察》，《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第190[42]《德国违反秩序法》，郑冲译，《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第87页。然而，我国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判定逻辑并不符合这一要求。
1.执法文书中的判断模型。[32]K. C. Davis. Discretionary Justice: A Preliminary Inqu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pp.27-29。
有责性作为一种责任判断，将责任阻却事由排除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外。现阶段，较具代表性的是《奥地利行政罚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所谓的行政罚法。
[113]人们在言说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时，往往会将其比为纯净体。同时，在分则与总则的关系处理上，《行政处罚法》非但没有提供应有的原则性条款，而且还被其他部门行政处罚法抢占了风头。[80]《判断行政处罚责任能力的基本规则》，《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26-132页。[111]譬如，奥托·迈耶（Otto Mayer）建构德国行政法的伟大之处，无非是在于运用类型化思维对复杂的行政事务予以提纲挈领的功力上，在于从繁杂的行政管理、司法判例中，总结、分析出一般范畴。
[114]〔荷〕亨利·范·马塞尔、〔荷〕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77]熊樟林：《行政处罚上的空白要件补充规则》，《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68-78页。
[123]〔日〕大谷实：《刑法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参见张剑寒主持的研究报告：《行政制裁制度》，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研考会委托之研究计划，1979年印行，第201页。
对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是形式判断，是追求形式法治的思维活动，主要围绕设定构成要件的法律规范而展开。（四）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1.各要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73]孙秋楠：《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第47页。[44]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学者曾如此说道：在德国，构成违反秩序行为之基本要件与刑罚行为并无不同。一般来说，凡是符合部门行政法所设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都具有违法性。[128]因此，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其实也有区分一罚与数罚的功能。
处罚法定原则中法的范围并不限于法律，而是一种包括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开放范畴，是一个开放式的规则群。（2）从形式判断到实质判断。
就行政法而言，没有与法益相对应的概念，行政法规往往是为了确保行政权的实施，是为了维护公权力机关的利益，法益逻辑在行政处罚中难以成立。过去的法益能够与具体的生活利益相关联，但现在却有所不同。
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作为谴责对象的行为必须是可能为行为人意志控制的行为，我们不能只根据相对人的客观行为便认定其是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这是警察国时代的客观归责逻辑。但是，由于在适用上亦可能会出现某一事项具体归属于何种要件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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