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违法审查标准不一的根源在于行政诉讼宏观构造的缺陷。
据此可以发现，吉德仁案中待审查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征收养路费、附加费这类具有干预行政、侵害行政属性的职权，违背了整体法秩序中的权利保障准则，即在依法行政原则之下，基于权利保障之基本价值，所有干预行政、侵害行政之管制手段都必须受到法律保留原则严格的限制。但法官不能以政策性要素直接否定具有法规范效力的规章条款，否则将偏离法律论证的基本框架，沦为纯粹的政策决断，从而有违依法审判这一我国《宪法》确立的审判权运行之基本准则。
以及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交通部联合制定的《关于规范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增加公路建设资金的通知》的规定，公共汽车不属于免交公路客货附加费的车辆，应当缴纳公路客货附加费。[2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7期。[55]当法官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遇到缺乏直接、明确上位法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而又无法找到可以直接适用的审查标准时，按照这种行为逻辑，他们显然不会尝试运用法律解释技术以求在个案中解决问题，而是应该向上级请示，坐等上级提供的明确方案对案件作出处理。这实际上是对法院裁判文书说理性的要求。[58]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从事的实质性立法活动，与法官依托个案进行的法律续造有着本质区别，实际上是一种脱离具体案件的抽象规则创制活动，[59]其中最为典型的样态是：只要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关涉到审判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就会出台一部与之配套的司法解释对其作出系统全面的解释，其内容除了一些对具体法律条文澄清歧义的条款外，含有大量的超越法律文本的新规则，甚至包括不存在解释对象的原创性的解释条款。
[3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8期。首先，在第（1）种情形中，当审查的对象为不具有直接、明确上位法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时，法院在如何实施合法性审查方面似乎显得一筹莫展。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但就单个人的党员身份而言，也仅仅是指向这一功能，而还不能真正承载这一功能。他认为，我国宪法的精神体现为具有先后次序和等级的五个根本法，它们分别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道路、民主集中制原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基本权利及其保障。如上所述，既然聆听者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因宪法定在而消解了自身的人民，是宪法宣誓试图将之召唤而来的人民，而宣誓者就是发出呼告的召唤者，那么，要让宣誓发挥真正的召唤功能，就需要宣誓者拥有与人民相匹配的政治地位。因为它不仅是前两者的最终落脚点，而且如上文所述，它直接呼应着对聆听者——人民——的政治承诺。
不过，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执政态度，更是一种人格要求，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一种基于历史真理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甚至是共产主义社会。由此，我国宪法宣誓制度正式确立。
对宪法宣誓的理解必须以理解这一过程为前提。有学者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称之为历史主义的规范主义，或宪法上的生命—结构主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誓词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表述并非直接源于宪法，而是来自于党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事实上，无论是理解人民与宪法的辩证结构，还是理解宪法内部多种精神的冲突，都必须以理解社会民情为根本。
在学理上，无论是将宪法实施界定为宪法在国家现实生活中的贯彻落实，使宪法规范的内容转化为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行为，还是理解为宪法文本如何转变为现实的一套理论、制度和机制，都意味着在整体上把宪法内容当作一种规范性存在，而与此相应，所需实施者即是将其规范性效力变成制度层面或社会学层面的实效。对此，公众和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和研究。（二）宪法宣誓与人民主权 除了表述和结构上的修改，《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还将草案中的向宪法宣誓修改为宣誓人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宣誓。因而，如果不能够对更大范围的社会公众发出邀请且使后者对邀请做出回应，宪法宣誓难免会蜕变为一种符号游戏。
因而，誓词所要求的宣誓者并非只是国家工作人员，更包括他们身上应当承载的民族身份和政党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宣誓的内在指向并不是就职者个人的职责，而是和开展宪法教育性质相同，都是为了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在每个国民的内心树立宪法意识。
然而，双重代表制与宪法的第一根本法之间却难以相容。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经验都有其生活方式的正当性，既有集体主义精神的遗留，也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活动所释放的人性欲望的诉求，当然更包括近代以来个人自由的扩展，可谓中西古今以内在经验的方式交错丛生于一身。
第三段则确立了三种具体的宪法实施方式，即设立针对普遍国民的国家宪法日、针对特定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制度和针对全社会开展的宪法教育。亦即在政治层面，中国政制中的人民主权不是单纯的人民，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其一，在宪法宣誓的结构中，宪法的位置并非无足轻重。这样的动员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以观看者的身份参与到具体的宪法宣誓事件中，也不单纯是上述引文中的有利于所表达的制度之社会效果，而是说，每一个宣誓事件都在制度逻辑上预设了总体社会、整体国民的在场。文章刊于《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6期（刊发时略有增减，此次推送为增减之前的版本）注释略 进入专题： 宪法宣誓 人民主权 执政党 。其中不仅扩展了宣誓主体的范围，而且规定了具体的宣誓地点、仪式和誓词。
以下从作为人民之定在的宪法、作为人民之自我规范的宪法史和社会民情意义上的宪法三个方面简单申说之。换句话说，宪法精神不是由某一个宪法文本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建国后的某一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是直接根植于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争取自由的历史进程和共和事业。
但是，且不说他们在宣誓主体中所占比例较少，更重要的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这一誓词在价值意义上来源于共产主义信仰，因而，如果宣誓者的身份是群众、团员、无党派人士，他们便通过这一誓词更加认同了这一信仰追求。而在根本上，宣誓者是谁的问题需要结合誓词内容和聆听者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就设立宪法宣誓的迫切性而言，研究者大多也都会提及一项比较法上的事实，即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宪法文本中，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的有177个之多。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此时的宪法不再仅仅是一个客观文本本身，而是变成了一种中介，宣誓者借此得以通达宪法背后的那个主权者。
它隐藏在宣誓者与宪法之间，它是为聆听而来。但正是因此，宪法宣誓显示出自身的力量，它借由宪法而指向宪法之外。也就是说，宣誓者的身份是国家工作人员，而其范围兼顾了代表性和规模适中两个方面。当我们把这一宣誓形象放置于悬挂国旗或国徽、且庄严肃穆的场景中，它指向的就不仅仅是对宪法之外的主权者的邀请，而且还试图将当下的宣誓者与国旗、国徽中所凝结的人民追求自由、共和的历史关联在一起，亦即将当下的执政党与执政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国和改革的历史关联在一起，进而用已经受过历史检验的政治实践、人格形象激活当下的政党伦理。
在执政党的话语体系中，执政党不仅试图在理性上引导人民，而且希望在意志内容上代表人民，与此相比，人民代表大会指向的是人民意志的多样性，它只是在意志形式上让混杂性的、多样性的人民得以呈现（representation）。如陈端洪所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宪法第一根本法，不管这一根本法从政治还是从宪法来理解，都展现了在理解人民时执政党所具有的决定性含义。
宣誓意味着宣誓人向宪法承诺一个理想，而能够支撑这一理想的人就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政治担纲者。因而，通过宪法宣誓，执政党不仅得以向人民重申自己的政治伦理，而且更进一步邀请人民担当这一伦理实践的监督者和见证者。
同样，在宣誓词中，强调的是宣誓者要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不过，仅仅说聆听者是宪法背后的人民并不够，把答案延伸到人民的法权形式——人民主权——也还是不够。
换句话说，一方面宪法本身就包含着政治性内容和法律性内容两个部分，另一方面就可选择的实施方式而言，也呈现出政治路径和法律路径的差异。因而，主权者不是借由宪法而在场，而是借由宣誓者对宪法的告白而在场。有关宪法宣誓的文件鲜明地展现了这一点。《关于决定的说明》直接点明了这一点，宪法宣誓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
其三，虽然宣誓制度确立的过程更像是一个政治过程，但其落脚点却是一种目标明确的社会动员同样，在宣誓词中，强调的是宣誓者要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同时，又由于其所潜藏的社会动员性，这共同决定了其所实施者并非某一条款的文本含义，而是宪法的总体精神。就此而言，在学理上，宣誓所指向的宪法精神可以将上述两位学者的讨论都容纳进来，亦即既要通过回溯中国近代以来的共和历程来理解宪法的政治理想和伦理承担，也要考察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基础体制对中国当下宪制安排的客观作用，以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思潮对政治秩序和宪法体制的普遍性理解。
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如上所述，既然聆听者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因宪法定在而消解了自身的人民，是宪法宣誓试图将之召唤而来的人民，而宣誓者就是发出呼告的召唤者，那么，要让宣誓发挥真正的召唤功能，就需要宣誓者拥有与人民相匹配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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