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实体真实要受到主体判断的影响。
民粹主义者把自己认定的民意与道德、正义等同起来，并将这种民意置于法律之上。在那个全权型专案组全程主导刑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时期和地方，冤假错案不成堆才怪。
它有民主的内含，但最终极可能走向专制独裁。另一方面，政治上机会不平等、经济上分配不公的情况比较突出。为了更准确把握民粹主义的内容，我查阅了手边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1]英国人A.布洛克等人编写的《现代思潮词典》，[2]还看了一些中文网络词典对民粹主义特征的描述。当下的民粹主义同其他民粹主义大体分享如下共性： 1.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背景比较有利于民粹主义生长。就以重庆警界处理内部人员的案件为例，在那里，截至目前（2012年12月中旬——引者），一共接到了1123名民警的申诉，因为有些案件一案涉及多人，涉及需要复核的民警为2202名。
如果薄上台，我肯定要被抓去坐牢，估计至少判10年。也许有人说，那是政治问题，很难从法律上追责。美女侍唱与侍寝纵容人性低下欲望，无法自拔。
这方面国内长期处于四处试点的阶段，大大延误了全国性立法的进程，以至于时机不成熟之类的说法日益苍白无力。中国司法一直在寻求自主性的建构，既往的努力方向大体瞄准制度性层面和法官的职业能力发展，比如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法官学历要求、法官培训制度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司法通过个案以及具有准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在政治社会系统中塑造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能力与效果，但法官伦理层面却有所忽视。从西方司法史来看，法官不仅仅因为职业能力而获得权威与尊重，道德因素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夜不归宿伤害家庭伦理，精神与肉体双出轨。
对于每个候选人而言，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就是参议院的批准听证会，那是一次严格的道德体检，其检验结果将直接影响批准的结果。权力来自条文，所担保的只是法官的表面权威，而司法传统中的权威则是法官群体长期集体努力的结果。
这里传递出极其丰富的信息：官商勾结伤害职务廉洁性，埋伏下徇私枉法的前奏。正因为有这样的道德体检以及对终身制法官行为端正的终身性要求，大法官们尽管大权在握，但却不敢过度滥用，也不会出现严重伤害公众信仰的招嫖类事件。这其实对我们的反腐提出了一个挑战：如果没有这个特定举报人的长时间跟踪努力，这些法官很难在现有制度下被挖出来，酒店和国企请客方的保护性措施使得这些法官通常可以大胆消费。因此，这在反腐中属于一种意外事件，很难复制。
从公开的录像资料来看，这些法官的夜生活极其丰富：山珍海味，大腹便便。回到制度建设层面，推进全面的官员财产公开是更重要的制度建构任务。夜半销魂，不知法纪何在。然而，无论法律的客观性与理性化如何突出，它终究是由具体的人（法官）操作的一套技术系统。
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是理性社会的必要思想前提，也是立法理性化的规范诉求，但这不等同于法官不讲道德。在中国尤其如此，我们常常无法确信法官除了工作内容与方式存在技术性差异之外与其他官员还有何种差别。
该宪法没有对法官的职业能力提出具体要求，但却对法官的道德表现作出了专门规定，即要求在任职期间保持行为端正。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十个模范法官的光辉事迹可能还无法抵消一个道德败坏的法官对法治事业的深度伤害。
而在司法实践的意义上，法治化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司法化，要求一个规范高效的司法体系与之配套。法律可以和道德适度分离，但法官必须讲道德，甚至需要比普通人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近年来网络反腐不断传出捷报，但网络反腐具有高度的偶然性，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性的线索来源，而且需要相当的公众压力和媒体跟进。上海方面的回应表现是显然的加分项，但后续的行政处罚乃至于刑事处罚的跟进也同样重要。在现代性的规范叙事中，法官与司法被赋予了相当崇高与神圣的地位，成为理性的终极守护者，成为法律与正义的象征。如果他们是普通官员，公众的愤怒可能不会如此强烈，但他们恰恰就是法官，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此的法官形象让民众如何相信他们能够公正司法。
任何道德危机都是道德权威重建的契机，我们期待此次事件中的法院、纪委、公众能够通过良性互动就法官职业伦理及其重建达成某种实践性乃至于制度性的共识。（本文原载《新产经》2013年第8期，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官招嫖 。
如果法官仅仅将司法过程理解为机械性的三段论操作，甚至利用法律漏洞谋私或者公然利用职位权力枉法，那么他们就不可能获得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尊重，也就不可能在组织法之外获得权威资源竞争上的比较优势。从此次事件的官方危机处理来看，快速，高效，公开，显示了上海方面积极的回应性与相对成熟的危机处理能力，赢得了民众和舆论的肯定。
讨论中国司法改革问题时常常出现一种逻辑上的困境: 现代法治的规范逻辑要求制度上兑现司法独立和司法职业化，但对司法腐败的恐惧又可能成为延缓司法独立的实践性理由。然而，这只是一种规范性期待，在转型中国远未成为一种制度性现实。
在转型国家，法官也是官。同时，我们的政治文化并没有突出法官的职业特性，只是作为政治主导下的技术性分工，而法院也未能充分享受宪法和组织法承诺的审判独立，因为正统的司法哲学要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一致，其实在逻辑上还隐藏着具有外部调控性特征的政治效果。此次上海高法的司法丑闻暴露出中国法官的道德形象之不堪《南风窗》：韩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政治制度的突变，这两个地方在政治转型之前是否已经奠定了法治成熟的基础？陈弘毅：台湾地区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清朝末年提倡君主立宪，就是用宪法来限制皇帝。日本在当时有两种不同的力量在推动，一种是西方化，追求法治、人权、民主，另外一种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者。
韩国也有这样的情况，韩国 80年代中后期民主化，之前法治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水平和规模，也开始有违宪审查的制度。法治已经成为不同文明传统所共同接纳的现代理念。
比如说，战后出来竞选的政党，基本上是20世纪初已经很活跃的政党，在军国统治时期被压制。泰国是形成了一个循环，民选政府，军事政变，然后又民选。
民主对于司法腐败问题应该不是太大的影响。日本曾对韩国和台湾进行长期的殖民统治，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两个地方的法制现代化。选举后不久，缅甸反对派的灵魂人物昂山素季在被关押了10多年后获释。在世界范围内，我现在还看不到有理论可以否定现在西方发展出来的法治的概念、价值和实用性。
菲律宾的威权统治者马科斯就是被人民力量推翻。用法律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这个法治的基本概念，在儒家文化里没有重视。
这好像是很矛盾的状况。陈弘毅：印尼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新加坡、马来西亚低，法官的收入估计也是很低的。
当然，日本的殖民统治比较高压，没有什么人权保障。与此同时，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却仍处于法治不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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