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这个概括来自范进学：《美国宪法解释方法论之辨思》，《现代法学》2006年第5期，第40页。
二是因时间和兴趣原因，制宪者原意渺不可寻，或者制宪材料本身就不可靠的，麦迪逊对于制宪会议的记录一塌糊涂。第三，惠廷顿批评伽达默尔混淆了应用（application）与理解（understanding），二者并非本质相连，文本的每次应用并非都要呈现新的含义，每一代人对于宪法的解释都是为了自己的关切，即强调文本本身所确立的含义是一直不变的，宪法的特殊含义也是通过文本来表达的。
Samuel Freeman认为原旨主义用以支持其学说的一个基本理由就是，任何其他的进路都与民主不相一致。只能说，鲍威尔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理由或表面的理由。伽达默尔首先区分了独断性的诠释学与探究性的诠释学，学界通说认为，前者包括神学和法学诠释学，即把已有文本的固有含义应用于当下要解决的问题上。惠廷顿借助于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private lan-guage）的批判来说明语言在本质上是交流性的，语言在主体间的使用界定了语词的共同含义。他指出，包括诠释学在内的反原旨主义主张（后结构主义、解构理论以及读者反映论等）击中了原旨主义法理的要害和根基。
而construction本质上是创造性的和政治性的。而且法官也不只是历史学家，当他把法律适用于当下的案件时他必定意识到了过去与现在的紧张。[74] 李建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载《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第9卷第1期（2007）[75] E Maltz, Forward: The Appeal of Orininalism, 1987 Utah Law Review773.[76] 一般来说，有内容上、方法上和时间上三种基本的限制类型。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以西方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核心的现代性浪潮中，作为一种文化基座的整体性价值观早已崩溃，思想领域中的无组织化力量依靠革命建国和重新制宪的历史事件才得以克服。[77] 从宪法文本中提取一些根本规则或基本原则并指明其价值序列的工作陈端洪教授已经做过一些努力，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最高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但它缺乏理性能力所有的道德敏感性，即人们介入公平合作、并按照那些可以理性地期许同等平等的他人也会认可的条件来这样做的欲望之基础。[38] J.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 48.[39] J.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VII[40] J.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 302.[41] J.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p. 48-50.[42] J.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43] J. Rawls, The theory of Justi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 79.[44] J.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 52.[45] Ibid [46] J.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 213-214.[47] J. Rawls, The theory of Justi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 20.[48] 关于原初状态下人民如何形成基本的正义原则的共识的阐述，请参见J.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7-21.[49] J.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 156.[50] J. Rawls, The theory of Justi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51] 参见王汉斌对人身自由入宪的解释：宪法根据‘文革任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的教训，作了一系列规定…我们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同志，亲眼见过哪种‘关牛棚、‘戴高帽、‘喷气式、抄家等无法无天的现象，都能体会这一系列规定对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三是法庭审理的生动性和有效性是对公共理性一种最直接的展示，也是一种最生动的公民教育[64]。然而，表面的热度与关注并不能掩盖宪法实施的基础理论或元问题（meta-question）薄弱这一事实，这不仅仅表现在到底什么是宪法实施，它本身的语义具有极大的模糊性[2]，更表现在宪法学界没有认真对宪法实施做理论上的二阶审查：我们对于什么是宪法实施基本停留在抽象语义描述与概念之间逻辑关系拆解的思考层次，这种思考本质上是无理论性与无语境性的。
[35]在全面讨论现行宪法修改草案中，许多人流露出对宪法的落实缺乏信心：主要有三个担心：一是担心‘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现象重演。[67] 德国《基本法》与美国宪法都可以属于这种标准的制度性宪法[68] 按罗尔斯的话来说，就是人民高于人民的工作机构，人民直接行使的权力高于人民的工作机构的权力。因此，在特点一之下，法院对国会的监督就变得毫无障碍，因为它不是对主权者的侵犯。不少人仍然把党的领导置于宪法之上，党组织和党员没有自觉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实施的观念。
[79] 陈端洪也指出了这样一种双重主体对话结构的重要性，但并没有从反思均衡这一哲学工具出发来揭示和证明这种重要性。宪法承诺的民主政治与人民权利始终如镜花水月，这使得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宪法无法实施？我们可以看到支配这些文件背后都有深深的意志因素，这些政治意志或化身为一种特殊的革命意志，或由于缺乏公民理性成长而蜕变成领袖个人意志，给宪法实施本身造成了相当严重甚至停止实施的后果。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5条）。法规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形式上它是价值中立的，是豁免了直接政治判断的，按照J. Raz的洞见：规范只能告诉你怎么做，但不会告诉你做的好处或价值是什么[69]，这就是当代法律实证主义所揭示的规范与价值的重大不同：规范意图与规范陈述之间具有一种深深的缝隙[70]。
之所以宪法共识可以达成，罗尔斯的论证相当精巧，一方面他诉诸于人有ration，因此在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具体位置的时候，必然倾向于假设自己处在最不利社会位置获得最大的利益，且与他人享有同样的平等和自由。即便是作为特定宪法实施机关，它在本质上也是公民人格的集体化，同样要遵循普遍的公民理性，它的理性不是其自身的理性，仍然是一种公民理性，所以同样不能通过机关意志的纯粹决断来实施宪法。
[1] 例如2012年两会刚刚结束，《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9期即连续刊发中国宪法三十年专题报道之绕不过去的宪法监督、修宪时刻、用社会主义宪政理念凝聚共识三篇以现行宪法实施为核心的作品。公共理性在其中的表现是：（1）通过反思均衡实现解释的融贯性宪法解释首先要确保的是建构的规范要与其他规范在价值上保持基本的融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天伐有罪，五刑五用哉。尤其程序中的合意、商谈机制背后是真理符合论向真理共识论转移的哲学基础重大改变[61]。罗尔斯认为，现代社会人的任何一种实践判断都不是自明的真理，但会有一些经过相对深思熟虑考虑后形成的暂时的结论（provisional fixed point），例如不应该迫害异教徒，它绝非从来都被认为是真理，但如果我们要确定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它是否成立或更具体讲在一个有宪法的国家它是否合宪，需要我们将这个具体判断与宪法确定的相关原则进行互观与对照，运用理性眼光在原则与原则之间往返流盼，就象一个人挑一件合适自己的衣裳，要在自己的身材与所选衣物间不断进行试穿。参见M. Tushnet,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M. Tushnet, Weak Courts, Stong Rights,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8[66] [美]巴克尔：中国的宪政，‘三个代表与法治，载《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魏海生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7页。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世俗生活秩序之上，也就是马克思.韦伯所强调的，承认人以精确的筹谋和理智的计算追求俗世的快乐与幸福，承认每一个人理性的平等与理性规则的普遍。
1.宪法解释公共理性最重要的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宪法解释。这些争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宪法规范内部以及宪法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融贯、不适应。
要了解什么是行为的规律，康德提出，要区分主观的准则和客观的实践法则：如果主体以为这种条件只对他的意志有效，那么这些原理就是主观的，或者是准则。[55] J.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 237.[56] J. Rawls, The theory of Justic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p. 17.[57] R. Alexy, The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 OxfordPress2002. [58] 季卫东教授极其敏锐地发现了作为万法定盘星的宪法本身也是可以透过宪法解释而修正自己的规范含义的，我受之启发，但我的结论更主要是从反思均衡这一他没有作为论据的哲学方法中得到的。
见《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29]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2.反思均衡要求不断回溯到宪法文本所凝聚的宪法共识前面已述，公共理性体现在反思均衡方法运用中，而反思均衡一个根本的要求就是反思者必须不断回溯到宪法文本，回溯到制宪时所确定下来的一些基本原则，并透过这些原则去理解和描述制宪时的基本条件。
[44]这种目的罗尔斯强调并非一定是自利的目的，例如一个慈善家的善就是改善他人的生活。现行宪法也是一部高扬人民主权，强调人民利益为根本与至上的宪法。（三）公共理性的工作方式公共理性在宪法实施中的具体操作和工作方式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两个基本途径来表现。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27] 因此，与独断、最高的意志不同，公民理性本质上是一种为确保私人自主而运用以判断行动是否正当的实践理性。因此，我国宪法监督机关设置的思考应该从程序与形式上的地位转向如何加强这样一种机关的理性能力建设，尤其是有效建构宪法规范含义的能力。
[35] 王汉斌：关于修改宪法的过程，载《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决断与规范，政治与法律虽然并非冰炭不同炉，但在具体问题的判断上会发生一些不一致，在判断方式上也会有一些不同，客观上给宪法实施带来了第二种不融贯的隐忧。
[15] See Hobbes, Leviathan, edited by R. Tuck, CambridgePress1991, 1996, p. 119.[16]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第183页。二是基本权利条款与国家机构条款都可以按照形式理性的精神和规范逻辑转化为具有明确规范词（应当、不得、可以）与规范结构的法规范形态。
我们可以从它的工作对象、工作场所与工作方式三个具体面予以揭示。第二，中国宪法实施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善还是正义？如果宪法实施的动力应该是理性，那么这种理性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取决于理性的目标。例如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规定：对本基本法的修正不得影响联邦划分为州，以及各州按原则参与立法，或第1条和第20条规定的基本原则就是一种典型的内容上的限制。所谓原旨主义是指一种在宪法解释过程中，解释者只能遵循和复写制宪者确定的意图。
（2）根本规则体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在逻辑上并不预设必须穷尽的论证负担，提出新的根本规则也是可以的，但必须通过宪法解释技术来予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33条）。
然而，本文认为，宪法对正义的追求最终需要靠自身树立起理性权威，这种权威无法离开程序，但更必须有实体的支撑，这个实体就是宪法文本本身，宪法权威只有将价值问题转化为规范问题，而不是悬置为程序问题才能实现，一旦规范的意义通过运用公共理性经解释与论证而确定，理性本身就会产生决断力，成为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与公民的 排他性行动理由[12]。在决定是否有修改宪法的时候必须考虑社会中流行的正义原则与制宪时的原则相比是否融贯，或者是否具有更高层次的道德优越性，通过这种反思来确定具体修改是否必要。
[16]2.中国天道宪法观中的意志论在中国的古典治理秩序中，一种社会力学的根本规范实施痕迹也鲜明可见。它在本质上实现了宪法内部以及宪法与环境之间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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